她在这些问题中的干系。
在处理指导意见中，其中就有这么一段“对这些暴露的问题，我们既要高度重视，严肃处理，又要查清原因，区别对待。属政策性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体制的，经济的要在这次改革中改正。属人为的个人或小单位利益的，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而昌平事件就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造成政令不畅，职能局和事业处的双重管理，令基层单位无所适从。下拨资金和双向费用征收账目管理混乱，以至于在政策性的挂账上钻了空子，出了问题。这种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日之功，历届领导交接从没有清查过，积累下了一块病疤。要追究也不是哪一届领导的责任，更何况还有职能局的牵制，更显不着处长了。所以在处理这件事上，处长的责任就微乎其微了，也只有追究基层责任人的贪污挪用之罪了。
由于我和陈奇的默契配合，各项工作开展的非常顺利，也为我个人赢得了荣誉。可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这段日子里，我没有再见到刘露和楠楠，也没有见到刑燕和原处室的老汪他们，没有了亲情友情。有时产生点想法，也因时间太紧就放弃了。到是裴华不时的坚持给我送点食品，但也只是亲密的拥抱一下，也没有更进一步的亲密接触。能让我感觉到一点欣慰的，就是期间我和处长通了几次电话，相互通报一些情况，沟通一下信息。
突然有一天，书记深夜给我打电话，说有急事让我马上去她那里。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这时侯能有什么事呢？我想着，迅速的穿好衣服，以最快的速度到了她的家里。她慌忙给我开开门，那神色有点焦急和慌乱。这是我从没有见到过的，真想不到能有什么事能让她有这种的表现。
“江波出事了。”她没等我问，就急忙告诉我说。
“什么时候？在哪里？出什么事啊？”我一听也焦急的连问了几句。
“咳！别提了。”她露出很颓伤的表情。
江波在深圳注册了一个公司，主要是做接单和卖单的业务。开始生意还不错，从外面过来的单子都能顺利出手。可后来加工企业就走了捷径，直接与对方建立了联系,使得颇有中介味道的他就损失了不少。没办法他直接出面代理，虽辛苦点，但也能有不错的回报。期间也有这样和那样的波折，但都属生意场上的正常规则，善常此道的他到也没觉得有什么难度。可就是这种心态使得他越来越觉的不怎么过瘾，更何况又看到一些比他起步晚的京哥都有了比他更辉煌的业绩。他也决定防效他们来的更轰轰烈烈一点，于是促成了一家港资和广州加工企业的合营，顺理也得到了企业的奖励干股。他虽属最小的股东，但应得的效益分红也要远大于他的公司辛苦一年的收入。可万没想到的是，以投入设备入股的港资方是个骗子，不但设备没进来，还卷走了企业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企业告他联合诈骗，被当地公共安全专家扣压起来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刚发生的，我接到对方的电话就傻了。我就想到了你，才给你打的电话。这可怎么好？”她说话都有点颤惊，一向沉着、稳重、富有胆识的她此刻也暴露出她柔弱的一面，显得没了主意。
我这时也犯了难，必竟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更没有处理这事的经验，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暂时对她进行劝慰安抚。可这些无足轻重的话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充其量就是消除她此刻的无助和孤单。按说凭她的资历，上上下下应该有可利用的人来帮助她缓解危机。
“您想想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与广州方面说上话，让他们出面来过问一下？”我悄声的提示她说。
“我现在脑子很乱，真想不出有这样的人。”她靠在沙发上，显出有气无力的样子。
看来再是强人，当她陷入自己圈子的事情时也会发懵，必竟和身在圈外处理事情不是一样的心境。她现在的心绪已乱到不只单纯这一件事上，肯定是关于江波及家庭的所有事情都一股脑的涌来了，更多的是亲情疼爱的焦虑，所以心乱如麻。难道她真的没有那种遇到问题马上想起来的朋友？难道她真的孤单到以工作为伴的地步？难道?我不敢再想了，此时我到是有点理解（或是谅解）了她从前的做法，她的那种孤苦到是让我生出了一丝怜悯。
“我到是想起一人，不知能不能起到作用？”我试探的说。
“谁？”她象抓住救命稻草般的，很饥渴的问。
“处长不是在广州搞调研吗？她肯定要接触很有头脸的人物啊，让她问一下，你看是否合适？”我看着她说。
“对对对。我怎么没想到呢？”她抓住我的手晃了晃，突然又停下了，沉思了一会，犹豫不决的说：“合适吗？韦立给他们提出不是违犯原则吗？”
“还什么原则不原则的？都什么时侯了，不要再八股了。不过就是问一下吗，真是触及纪律地话？人家也不会办啊。再说了，我相信处长会策略的考虑的。”我也被她给气懵了，没分寸的把她呛了一通。
“好好好！听你的，明天我给她打电话。”她很感激的对我说。
哈哈，要在从前，给我两个胆也不会这样的说她啊。此刻，我俩都理解为是最亲情的表现。
“不要等明天，就现在。”我说。
“合适吗？她们都休息了。”她又犹豫了，或许她又多想了什么。看来今晚的她已彻底被江波给击溃了，没有了一点往日那叱咤风云的气魄。
我拿起了电话给处长拨了过去，没想到处长还没有休息，只响了一下她就接听了。我把这边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她，并问她是否有合适的路子。她那边犹豫了一下，答应认真的考虑考虑。这时书记把电话抢了过来，迫不及待的说：“韦立啊，我实在是没辙了，你看是否能融通一下，谁让我摊了这么一个不挣气的儿子呢？”她说着，声音有些哽噎。我听着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
处长那边肯定是给了她不少的劝慰，也肯定会答应她过问一下。她一再感谢后，如释重负的放下电话。
“难为韦立了，她和我一样，性格要强，都是那不愿求人的主。”她对我说，又象是在对她自己说。
我给她到了一杯茶，放到她面前。
“不走行吗？陪陪阿姨。”她看着我，一副无助的样子。
“嗯！不走了。”我点了点头。
夜深了，或许她感觉到了凉意，起身去卧室拿了一条毛毯，说；“凉了，披上吧。”
我接了过来，说：“没事。还是您披上吧。”
她坐到了我的身边，说：“要是江波在家，就象这样陪着我，你说多好啊！这反到让我再陪着他担惊受怕，咳！我是什么命啊！”
我好象曾经听到她这样对我感叹过，我不能再顺着她的话引了，不然她会更伤感的。于是反问她说：“阿姨也信命啊？”
“咳！这种东西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事实就在面前，总不能说我很幸福吧？”她自嘲的说。
到也是，面对这样一个被家庭问题搞的心力交瘁的人，我又能怎么说呢？沉默，也只能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