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杨晖被大桥一帮人打近之后，我们这一批比他们小一发的孩子们就分成了3、5成群的好几堆，没有原先玩得热闹、有趣了，也失去了组织性和目标，但自由自在任天游起来。杨晖虽然回了家，伤好后也可以上学去了，可大桥并没有解禁说我们可以和他玩，哎，他回家后我反而去和他玩的时间少多了。总担心大桥责备、惩罚我，可心里还是蛮想去和杨晖玩的，想去又怕去的滋味好难受哦！

    憋不住了，偷着去杨晖家玩，就在房门边观察大桥家动静好久，感觉到安全后，还得提着心吊胆往杨晖家猛跑，就象偷越一道无形的封锁线一般。玩后回家的时候，更是担心害怕，每次都得让弟弟先回家，等到弟弟给我发安全信号后才敢冲出杨晖家房门，往对面的家里落魂般地跑。受不了这种压力，就去找别的同伴玩，可又担心杨晖怪罪，出门去玩，也得偷偷地遛出去，有两次被杨晖眼见了，他在房间里向我招手让我过去，可我也只得强装没有看见，一蹓烟地跑下楼。哎，就象生活在夹缝之中，又惊险又刺激，当然还是难受！

    我是乡下孩子，严格来讲，还不属于武汉孩子们的群体，不在他们的生活圈内，大桥也不至于打我、恐吓我，但他会制约杨晖，我也分别听大桥和杨晖提过那次打杨晖的事，不仅有学校高年级的几个同学，还有几个社会青年呢。那时的城里人和农村一样，不受限制地生孩子，孩子多了，就业的机会少了，他们闲着没有事做，学大人拉帮结伙，争区域的霸权，打来打去的，如果要是不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该怎么办哦。哈哈！

    我这是书写到这里瞎发的一通议论，说真的，我也没有研究，也没有听人说过伟人们为什么要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别扯远了，也许会出政治问题的，我的长辈们在我好几年前写《正道亦难行》的时候就担心的要死，生怕我犯政治性的错误，被关起来，所以还是回到写我与小姐姐有关的童年生活吧。

    和我俩常在一快玩的是三楼的黑皮俩兄弟、张峰、李华几人，他们年龄都和我相仿。我虽然摔跤比他们厉害，但带头人可不是凭摔跤摔出来的，没有带头人也好啊，我们按共同的爱好行事，人人都没有约束，平等而自由。

    两座小土包子山边的小溪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公路边的校寒沟也偶尔去，沿着水道我们有时要走啊、跑啊，走出好远好远，捉一些可怜巴巴的小鱼儿，装在小瓶子里，比着看谁捉得多，小鱼在瓶中窜啊，碰啊，可怜巴巴的。。。。。。

    刚开始我们将它们带回家，养上一两天，让它们死后再倒入卫生间用水冲走；之后，也不知是谁提议的，把小鱼捉回后，名曰放生，放到住宅楼马路对面的大沙湖中去，让它们长大，在我记忆之中应该是放过上百条的小鱼儿，可它们到大沙湖后会不会受到湖中大鱼的欺负，或是被大鱼给吃掉，有没有一条长大一点，活到现在，这我就不知道了！

    只知道每捉放一次鱼，天就变冷一些，捉鱼时就会感觉到小溪中的水更刺骨一次，小鱼儿也一次比一次少，难捉，也许它们找地方去过冬了吧？启先刚捉鱼的时候，每人都带一个瓶子，后来几个人带一只小瓶，共同捉放到一起也捉不到几条了。哈哈！反正是集体放生嘛，又不是谁捉到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