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一点说明(2/2)

面不能忍受。牛家庄之战中,纳哈出远袭明军后方粮储基地,打破明出兵辽西计划,使明军在辽东遭受空前打击,实为辽东战争之转折点。[39]明方既有此教训,除翻脸痛斥外,还迅速断绝与高丽的陆上往来。《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庚寅,遣判书张子温移咨定辽卫曰:‘前遣郑庇赴京献马,称到定辽城,有守门官不许入城,曰今奉圣旨,山东新附百姓生受,高丽使臣休这路上来。以此回还。庇承差进献,今听在号之言,别无官信明文,未委虚实。如果圣旨,请录全文回视。’子温至定辽,总兵官使谓曰:‘圣旨高丽使臣,止教海道朝京。今赉来咨文,畏圣旨不敢拆看。’由是子温未得文据而还。”显然,明朝方面绝意甚坚。

    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底的通牒中又说:“今后不要海里来。我如今静海,有如海里来呵,我不答应。”[40]但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犹正常接待海路来使,[41]说明其仍想维持与高丽的一般关系。而十月主动断交,从此态度一变而为蛮横,唯一的解释是,明朝得知高丽年初通元事后,决定作出强烈反应。

    入贡遭拒次年即洪武七年(1374年)初,高丽由海路赴京上陈情、请路、请方物仍旧、谢玺书四表,并请颁火yao以抗倭。[42]明朝方面对其辩解不予理睬,拒绝恢复贡物数量,拒绝陆路通贡,指摘其进贡礼仪之失,对其请火yao事回答说:“交那里扫得五十万斛硝,将得十万斛硫黄来,这里着上那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那里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干将官率驾将来我看。……此等之物,处处有之,彼方但不会修合耳。恁宰相每只将这号令行将去。”[43]高丽所提要求虽过分,但朱元璋反索要天文数字的高丽本不出产的原料,又要把对方海军调来检阅,则一副泼皮口吻,显然已无诚意。在此之前明已派人去高丽:“(恭愍王二十三年即1374年)夏四月戊申,帝遣礼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来。中书省咨曰:‘钦奉圣旨:已前征进沙漠,为因路途遥远,马匹多有损坏。如今大军又征进。我想高丽国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匹留在新罗牧养,孳生尽多。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44]此显然是无理要求,因高丽当时并不能控制耽罗,拣马何从谈起。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军已渐恢复元气,正待再次出兵塞北,“如今大军又征进”倒并非虚言。惟其年初索马,四月索火yao原料及船舰,当为明摆脱战略被动局面后开始报复、欺凌高丽。

    《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秋七月乙亥,韩邦彦至济州,……只送马三百匹。……八月乙酉,崔莹领诸军至耽罗,奋击,大破之,遂斩贼魁三人,传首于京。耽罗平。……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还京师,遣密直副使金义领马三百匹送定辽卫,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张子温谢通朝贡道路。……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还至开州站,护送官金义杀斌及其子,执密,遂奔北元。”[45]表面上看,高丽受命后索马于耽罗,不得后兴师占领耽罗,送马至定辽都卫。似乎恭愍王决定答应明朝的无理条件,而国内亲元势力于九月发动政变,至使刚要恢复的明高丽关系再度恶化。实际上高丽早已有意进兵耽罗,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讨耽罗。[46]《高丽史》载朱元璋回答:“其速发兵以讨。”[47]《明实录》载,朱元璋严禁出兵:“耽罗虽有胡人部落,已听命于高丽,又别无相诱之国,何疑忌之深也?——岂非因小隙而构大祸者乎?”[48]两者正相反。明代人记朱元璋的回复,或为“逃寇以朕命命之,传檄可致,勿用兵。”[49]或为“逃寇可传檄定,其罢兵。”[50]或全同《实录》。[51]从高丽在洪武五、六年并未有所行动看,《高丽史》所载虽貌似原始生动,实不可信。至于其一举吞并耽罗,则正是利用明朝来索马遭拒这个机会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并非为明讨马而发。高丽本已得到三百匹马,平耽罗后仍仅送三百匹给明,显然不把两千匹的要求放在眼里。明本严禁高丽陆路入贡,今差人索马,数目巨大,由后来林、蔡等行至开州站可知明定答应其由陆路入境。[52]高丽借机“谢通朝贡道路”,则这三百匹马不过是高丽打开定辽城大门的筹码而已。蔡斌遇害虽在恭愍王被弑后,但杀他之人就是恭愍王指派的护送官金义。则若恭愍王不死,尽睹高丽送马内幕的林、蔡等能否到达辽阳,也实有疑问。要之,从高丽对索马的应付态度看,恭愍王在位最后几个月间仍奉行对明的防范、搪塞政策,九月的政变是加剧而非导致了明高丽关系的恶化。

    总而言之,高丽以元之忠实藩国遽降明朝,其国内亲元势力尚强,南北临敌,不得不在事明同时先交残元,后结纳哈出以自固。明军登陆辽东后,高丽感到明军侵入己方势力范围,对其本土构成威胁,乃积极赴辽东观察明军形势并加强了与纳哈出的合作。明军洪武五年初在辽东开始北攻,高丽乃对明使团严加防范,两国关系首次出现裂痕。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据优势后,高丽乃暗助纳哈出摧毁了明军的战略基地。洪武五年明军大败于漠北,高丽乃对元称藩。其后高丽坚持不与明正面冲突,主动求好但绝不助明的政策,直至恭愍王被弑。明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一直与其正常往来,对于高丽的不友好举动并无激烈反应。直到牛家庄之战重创明军,明乃拒绝与高丽陆上来往,并单方面减少高丽入贡次数与贡品数量,但因大败之余而不肯完全翻脸。高丽重结北元后明拒绝其正常入贡,待国力渐渐恢复,对高丽采取了不冷静的凌逼态度,间接导致了高丽政变后两国关系的破裂。看来,明蒙间战争形势演变,尤其是明与纳哈出在辽东的攻守进退,直接影响着明、高丽间外交。明军洪武五年的失败和恢复,与在辽东的推进和挫折,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一步步恶化——

    [1]《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七年十一月丁未条。按:高丽洪武三年始行《大明历》,此仅略言。

    [2]《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五月甲辰条。

    [3]《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七月乙未条。

    [4]《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

    [5]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一《赠高丽张尚书还国序》,《四部备要》本。

    [6]《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十月辛巳条。

    [7]苎布系高丽土产,见《大明一统志》卷八九《朝鲜-土产》。后朝鲜以苎布贡明为常制,见万历《明会典》卷一零五《主客清吏司-朝贡一-东南夷上-朝鲜国》。此处献苎布于北元,当为承认宗藩关系之意。

    [8]《明太祖实录》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条。

    [9]《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

    [10]《高丽史》卷三八《恭愍王世家》三年六月辛亥朔条,十一月丁亥条。

    [11]权衡《庚申外史》卷下,《学海类编》本;《高丽史》卷四零《恭愍王世家》十一年正月甲子条,四月丙子朔条,八月庚戌条。

    [12]例见《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七年五月庚子条,七月甲辰条;卷四零十二年四月壬子条等。张、方与高丽通使皆十次以上。

    [13]《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七年八月乙未条。

    [14]刘佶《北巡私记》,《云窗丛刻》本。

    [15]《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记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语。

    [16]《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十月乙酉条谢恩表。

    [17]《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条亲谕。同条载使臣张子温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随即有亲谕及手诏,应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18]朱国祯《皇明史概-大事记》卷十一《朝鲜》,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

    [19]张子温四月自高丽出发,(见《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条)七月底到京师,而明使臣五月方到高丽,八月初朱元璋会见张子温时,明使臣应尚未归国,所言“疑惑”应非使臣受辱之事。

    [20]徐达败报至京在五月,李文忠在六月,见《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洪武五年五月壬子,卷七四六月甲辰条。

    [21]《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午条、卷六七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条。

    [22]关于明军北渡后作战情况,据拙文《明初定辽都卫与辽东卫新探》,待刊。

    [23]《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一九四二三引《经世大典》。《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则作“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与“沈阳等路军民总管府”。

    [24]《高丽史》卷一三零《辛传》二年六月高家奴书信。

    [25]《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十二月丁巳条。

    [26]《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正月辛丑条。

    [27]《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十一月戊午条,卷四二之十九年二月壬午条,十二月癸酉条。

    [28]《明太祖实录》卷六六洪武四年七月末条。

    [29]《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三月庚戌条。

    [30]《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

    [31]《辽东志》卷五《官师志》陈玉传,《辽海丛书》本。

    [32]《明太祖实录》卷一零二洪武八年十二月末条。

    [33]《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年十一月乙亥条。时仅有定辽都卫,“都司”之语,定系润改。

    [34]《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条亲谕。同条载张子温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随即有亲谕及手诏,应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35]《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记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语。

    [36]《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条。

    [37]高丽使臣远赴北平打探军情,非为北元,当因明军此时由辽西出兵辽东,北平府军情仍为高丽切身之事。

    [38]《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十月甲午条,《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

    [39]据拙文《论明初辽东牛家庄之战》,待刊。

    [40]《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记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语。

    [41]《明太祖实录》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条。

    [42]《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六月辛卯条,二十三年二月甲子条请路表。

    [43]《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三年六月壬子条。

    [44]《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三年四月戊申条。

    [45]《明太祖实录》卷九八洪武八年三月丁卯条:“高丽国遣宗薄事崔原来告哀……言其国有金义者,奉使贡马,行至只县,遇朝使蔡斌、主事林宝周,遂杀斌而执宝周以还,罪当死。已诛义而籍其家。上疑其诈,命拘原。”《高丽史》所记应近实。

    [46]《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条。

    [47]《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条。

    [48]《明太祖实录》卷七五洪武五年七月庚午条。

    [49]叶向高《四夷考》卷一《朝鲜考》,《宝颜堂秘笈续集》本。

    [50]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一,《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一集》本。

    [51]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本。

    [52]由《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韵引《析津志》载沈州(今沈阳)至洞仙的沿路驿站知,开州站位于东京(今辽阳)东南四百里,即今辽宁凤城。其自古以来即是辽阳至朝鲜半岛的必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