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北京大学、长江商

    西医东渐，引发了西医与中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紧张，也增加了不同文明传统的医学、医疗技术和组织制度之间的交互影响。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里的重要一幕，至今对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仍然有极大的影响。

    像我这般年纪的人，都知道鲁迅对传统中医的反感和抨击。最早读《呐喊》，应该是40年前上初中的时候。鲁迅的文字，自有让你过目不忘的力量：为了久病的父亲，年幼的作者每天先到比自己高一倍的当铺柜台典当拿钱，再到和自己一样高的药店柜台买药。更令人反胃的是，“开方的医生，因为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这般忙了四年，“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朋友，如果你我也有类似的遭遇，会不会也像鲁迅先生一样，以此认定“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呢？

    后来才知道，五四前后不少文化名人，对中医都持批判态度。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傅斯年、吴昌硕等，都有过类似的言论。最早白纸黑字写下《废医论》的近代学者，还是章太炎的老师、清末国学大师俞樾。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余云岫干脆正式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就是说，不限于非议，而且要在体制上废除中医的武功。此案引发全国论战，也逼迫中医团结起来“救亡图存”。结果，余案通过了却没有被执行。但是，从此中医（“国医”）就戴上了“旧医”帽子，而国民党时代的医生注册条例，规定中医只能注册为“医士”，只有西医才能注册为“医师”。

    其实，无论是“贬”还是“废”，根据只有一条，就是“中医不科学”。余云岫论述废止中医的理由，撇开用语的激烈和尖锐，与俞樾以来一批中国学者关于中医的见解一脉相承。可以说，“西医＝科学与先进，中医＝愚昧和落伍”，差不多是现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

    问题是，西医从来就是科学的吗？远的不谈，就是到了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在发烧初期进行发汗是必需的。一般做法是在病人身上堆积衣服，提供具有发热性能的物质，诸如酒精、香料等等，这些东西往往使血液沸腾、痉挛加重、病情恶化”——这比“不科学的”中医，究竟高在什么地方？当时，整个欧洲普遍相信放血、催吐、通便等“清除体内有毒液体的方法”，因为在19世纪病因学说被揭示之前，“疾病被归结为流体和体液的不平衡”。美国的情况似乎更糟，因为《剑桥医学史》记载，在新英格兰的医生，“方法是一致的，放血、呕吐、发疱、用泻药、止痛等等；如果病情依旧，就重复用过的措施，直到病人死亡”。堪萨斯边界的一位医生这样回忆他的行当，“我几乎想不起在早年有哪怕是一种能被医生真正治愈的疾病”（第216页）。

    西药也好不到哪里去。1869年伦敦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以每35秒钟一个病人的速度…（病人）被打发走时带上了剂量可疑的药物”，“它们基本上由通便剂组成”（第222页）。1900年前后，美国的老式医生出诊时，“他们的诊疗箱里几乎没有药物”。这些老医生不但没有听说过年轻的竞争者所用的“新型”治疗方法，而且由衷地相信，“年轻医生最终会发现他们包里真正需要的就是让病人吐和泻的药物”（第223页）。

    那时中西之间的最大区别，也许不过就是西方世界还缺一个像鲁迅这样观察入微、下笔毫不留情的文豪。萧伯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上缺憾，1911年他写下《医生的困境》，说“在勉勉强强通过了考试、购得一个铜招牌后，医生很快发现自己开的处方无非是：为不喝酒的人开白开水，为酒鬼则开白兰地和香槟；在家中开牛排和黑啤酒，在路途上开不产生尿酸的素食食物；给老家伙的处方是紧闭的窗户、大大的火炉、厚重的外套，给年轻的时尚追求者则是呼吸新鲜空气，尽量裸露而不失庄重”！

    就是说，传统西医也毫无“科学”而言。先进而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医所作的批判，对18世纪以前的西医，差不多全部适用。在很多方面，传统西医之“不科学”，远甚于传统中医。真正把中西医之间的科学水平大幅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