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临诸候，禹之力也」。这里是说，刘定公到了河、洛地区，看见伊阙，大为感叹地说：禹功美哉！要不是大禹，我们或许早就变成了鱼。这说明春秋时人已相信伊阙是禹开凿的，他们对禹治水之功绩是十分崇敬的。伊阙两岸的山体，岩石坚硬，以大禹当时的技术条件是极为艰难的。

    四、疏九河

    此事见于《尔雅.释水》，文中指出太史、复釜、胡苏、徒骇、钩盘、鬲津、马颊、简、洁等九河的名字。九河故道经流之地，均在黄河下游，即今河北、山东之间平原上。黄河中下游流经黄土地带，饱含泥沙，大概在禹治水以前，当夏秋两季常在东方大平原上泛滥。这里的主流有十几条，大禹顺水势之自然，把主流干道加深加宽，使「水由地中行」，上流有所归，下流有所泄，使九河不至为患，东方水患得到治理，于是人民可以「降丘宅土」，发展农业生产。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载：「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禹疏九河是大禹治水期间在北方治理洪水时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

    五、铸九鼎

    传说夏禹曾铸九鼎，定天下九州。夏后启也曾命人在昆吾铸鼎。昆吾是依附于夏王朝的一个己姓小国。其地本说在帝丘，即河南濮阳附近；一说在旧许，即河南许昌以东。也有说先帝丘，后迁于旧许。昆吾是当时产铜的中心，所产之铜在古代是非常著名的。《山海经.中山经》载：「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郭璞注：「此山出名铜，色如火，以之作刃，切玉如割泥也」。由于商代早期已有铜鼎和铜戈等出土，夏代有鼎或以铜为兵是有可能的。古代以鼎为立国之重器，传九鼎为传国之象征。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

    三皇五帝时代的选士制度

    追源溯本，中国古代已实行「选举贤能」的民主制度，《通典－选举六》载：「昔在唐、虞，皆访于众，则舜举八元(高辛氏八子)、八凯(高阳氏八子)，四岳之举夔龙、稷、契，此盖用

    人之大略也。」

    可见中国在远古时的选举制度，已有与民共治的民本思想及精神。《礼记－礼运篇》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这故然是后世儒家想像出来，但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言：「儒家学派，如果不是依据古代传闻，不能虚构出『大同』的思想。」(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篇》页23)

    这种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就连统治者也由贤人出任而非世袭，肯定了民主的观念。而这种政治应以人民为本的精神，正是中国人由古至今追求的理想。而古人正是以「选举制度」来达到民治、民有和民享的大同之世。

    虽然古人有舜时的八元、八恺等制度，但由于民风纯朴，政局清明，故政治化的选举制度仍未有实行。《通典－选举一》载：「自昔羲后，因以物名官，事简人淳，唯以德化，上无求欲于下，下无干进于上，百姓自足，海内□安，不是贤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择之典，无所闻焉。」

    因此，可见三皇五帝时代的选举制度，虽然缺乏了信史证明，但可从古人的文献或思想中，反映出古人对选举的方式，正包含了儒家的「名正言顺」观念，各人安份守己，不以上易下。

    另外，由黄帝而至尧舜，由于当时政治以天事为要务，故所选官员，亦以对自然灾害处理能力为主。《文献通考－官制总序》云：「太古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知，然以经传所载考之，则以伏牺而至帝尧，其所命之官大率为治历明时而巳。」

    帝尧即位命官，即以羲和为官，即命其「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舜时命禹治水。由于古时社会以农业为主，自然界之一切皆视为与黎民尤关，故为征用徭役而不妨害平民之作息，「敬授人时」乃是一种重要的选贤方法。

    一言敝之，尧舜时代的选举制是中国人心中最理想的选举制。而舜时命禹治水，后禅位于禹，使中国正式踏入家天下之时代。

    ——转自《史徒学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