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衷寒调去任总部政训处长，派邓文仪兼任调查科长。他们到武汉后，复兴社的组
织在那里很快地发展起来。广东的陈济棠闻风，派人到武汉来调查情况之后，到长
沙去联络何键反蒋。这个人是走水路到武汉来的，听说武汉有复兴社分子500 多人
在活动，不敢下船，走同乡的路子，找了一个广东人到船上去谈，恰恰找了一个复
兴社分子。这个人乘机吓唬了他几句，他就乘原船溜走了。
（3 ）1932年五六月间，李济深派了一个人（军校四期生，湖南平江人）到武
汉来活动军校后期同学反蒋，被复兴社知道了，报告蒋介石。蒋决定把这个人抓了，
交邱开基（那时帮助邓文仪搞特务）问了一下，关了几天，就秘密处死了。这事是
我到武汉时邱开基自己对我说的。
（4 ）1932年7 月间，复兴社在武汉活动的特务分子调查到某一个县长有贪污
行为，蒋介石就批准把这个县长杀了，说“杀得好，杀一儆百”。
（5 ）1933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曾下命令禁止赌博。他的法西斯喽罗到各处
去探听，发现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原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公馆里有人打麻将，
就向当时复兴社常务干事会书记滕杰报告。縢就直接命令这几个人去抓。他们到吴
的家里，长驱直入，一直跑到楼上麻将桌前，先照相，后把麻将牌和钱都收到一起。
对打麻将的人说：“委员长命令不准赌博，你们为什么赌博？”吴家自以为是堂堂
的首都警察厅长公馆，谁敢来抓赌？！这一下，出乎意外，都愣住了，莫名其妙，
对这些人无可如何，任他们去搞。吴因此事不得不向蒋辞职。蒋当时未准，以后才
借故把他免职了。而对滕杰，当时就下令免去复兴社的书记职，叫萧赞育暂时代理。
后来蒋对滕杰说：“你为什么这样幼稚，使我为难。”过了不久，方正式派贺衷寒
为第二任复兴社书记。
（董益三记录、整理）
复兴社述略
萧作霖
我是在中华复兴社（以下简称复兴社）成立一年后才加入的，曾任过它的公开
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主编过它的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革命）
周刊，并先后任过它的湖北省分社和河南省分社书记，但未参与过它最上层的
核心活动，因而对于其中许多机密大事和内部复杂情况也不甚清楚。
复兴社的起因和组织概况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抗日救亡运动势如排山倒海，无可遏止。蒋介石感觉到如果仍然继续反共而不表示
抗日，不但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即对黄埔系军人来说，也很难压制得下他
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所不能没有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因此，他就一面标榜复兴民
族，复兴革命，充实国力，准备抗日，以缓和当时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激气氛
和激烈行动；一面又宣传抗日必须充实国力，首先尤在国家统一，用“攘外必先安
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来破坏共产党和人民结合的爱国运动。他企图用这种手
段来转移包括黄埔军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使之化为维护国民
党政权和他的独裁统治的力量。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就是蒋介石在当时形势下为了
达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这个运动，必须要有一批忠实可靠的骨干来推动，在
他看来，这批忠实骨干只有利用其最亲信的黄埔学生来担任。
1932年初，当时任何应钦秘书的刘健群，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
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这是其后复兴社被传称为“蓝衣社”
的来由。可是蒋介石当时虽向往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也急
切要建立一个法西斯特务组织来作为镇压人民革命力量的工具，但最初毕竟还不敢
公开仿效德意的法西斯组织形式，也还不敢公然标榜法西斯主义，因而也就没有采
用蓝衣社这个名称。与此同时，黄埔学生鄂梯、滕杰、潘佑强等人也纷纷向他提出
建立核心组织的建议书。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首先成立了力行社，然后以力
行社为核心，成立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又以中国革命同志会为内层，成立了中华复
兴社为外围组织；更于中华复兴社之外，还有一个忠义救国会。所有这些组织，都
由蒋介石任社长、会长。力行社的社员很少，据邓文仪说，只发展到七八十人时就
停止吸收了。社员除少数人如刘健群等外，大多数都是黄埔各期学生，其中又以第
一期的为最多。力行社本身没有什么组织机构，社员分成小组，各人都能直接受到
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的领导骨干或省市分会负责人，
省市分会书记只有极少数不是力行社的社员。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多数也是黄
埔各期学生和各个法西斯组织的各级机构中非黄埔军校出身的中层骨干分子，此外
便是上层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及各级政府机关中等以上官员如秘书、科长以至处局
厅长之类。
复兴社的社员，多数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员和大中学生，此外便是
各级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和各种社会团体的骨干分子以及一些中等阶层的社会人
士。
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主要是帮会的骨干分子和某些下层社会的人，实际上绝大
多数都是土劣恶棍、流氓地痞。
复兴社各级组织的骨干自小组长以上，绝大多数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
只有极少数例外。忠义救国会各级组织的主要骨干，则绝大多数都是复兴社的社员。
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也有个别被吸收加人复兴社的，但为数极少。复兴社的社员
一般都是由老社员介绍直接人社。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一般都必须先经过加
人复兴社，但也有不少是被特许直接人会的。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一般不知有复兴社，
复兴社的社员又一般不知有中国革命同志会，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又一般不知
有力行社。各层组织对外都是秘密的，而其内层对外层，又逐层都是秘密的，以便
于层层控制。
中国革命同志会，是由力行社社员控制的法西斯特务中心组织，其组织机构是
在会长之下设干事会，而由书记长集权，承会长之命总揽会务。各省市设分会，分
会之下，按地区及机关学校的会员人数多寡，分设区会或支会，支会以下为小组。
小组为基层组织，每星期举行小组会议一次，内容为传达上级的指示、批示和
文告，讨论总会发下的关于国内外政治动态的提要和宣传要点，汇报和讨论小组所
在地区或单位范围内的动态，汇报会员的个别活动情况——如对共党嫌疑分子的侦
察及对cc团分子活动情况的探索等等，讨论关于发展组织及某些对外的问题，介绍
会员和讨论通过新会员。必要时可召开小组临时会议。每次会议后，由小组长逐项
详填小组会议报告表，层报上级组织。关于组织、训练、宣传的事项及有关对外某
些具体问题，经层报到分会，由分会分别予以批答指示；但关于所在地区或单位的
政治动态及某些个别人物的活动情况的情报，则分会不作处理，一律转报总会核办。
复兴社自总社至各级组织，都附于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各级组织机构之内，并不
另设一套；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各级组织机构，兼办复兴社各级组织的一应事宜。事
实上，会的各级组织机构，亦即社的各级组织机构；会的各级负责人，亦即社的各
级负责人。
会员社员虽有所区别，而基层小组一般都是会员和社员混合编组的。但小组只
能通过吸收社员，报经分社批准；社员提升人会，则须由会员向上级组织介绍，经
分会报请总会批准。在分会所在地及其他会员人数较多的地区，则有会员的小组及
区支会，不混合于社的下层组织。会员人会的条件，较严于社员人社的条件。如会
章规定会员每月收人在200 元以上者，应将超过200 元的部分缴纳给组织（事实上
并未办到）；社章则无此规定。缴纳会费的规定也高于缴纳社费。会员的纪律也比
社员严些，如对社员最大的处分只是开除，而对会员最大的处分则是禁闭、监禁，
甚至处以极刑（事实上却并未开除过社员，会员被处极刑的虽也有过，但并不多见）。
人会表和人社表基本上差不多，仅人会表规定更详细一些。人会和人社的宣誓
仪式也差不多，但会员的宣誓仪式要更隆重一些，要指派较高级的负责人监誓。宣
誓时，须向蒋介石的肖像行最敬礼，然后举手宣读誓词。有个别举行的，也有集体
举行的。
在文件或通讯上，对会员称“至友”，对社员称“好友”，以为识别。各级组
织都有代名，总会（总社）及其各处和分会（分社）的代名，由总会（总社）统一
定称，不时更换；分会（分社）以下组织的代名，则由分会（分社）统一定称。下
级对上级称“兄”，上级对下级称“弟”，行文通讯一律用代名。总会干事会干事、
书记长及各处处长，一律由蒋介石指派，并随时更换。分会干事会干事和书记由总
会指派，但书记须报经蒋介石批准。分会助理书记和各组组长，有由总会直接派任
的，也可由分会书记提举报经总会批准任用。分会以下各级组织的干事会和书记由
分会指派，基层小组长由区、支会指派。各级组织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联系。
除小组会议外，有时也由支会或支社召开会员或社员会议，但这是极少的。区
会、分会除有时召集会员讲话外，并不举行会、社员的会议或代表会议，一切决定
都只有由上而下，绝没有由下而上的。中国革命同志会和复兴社，除了有内外层之
分外，实际是一个东西，即以复兴社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两个组织，也是完全可以的。
社员的人数也比会员多许多倍，会员总数大约不过2 万人左右，而社员总数可能至
少在10万人以上（我不知确数，这只是根据我任河南省分会书记时的分会会社员概
数来估计的）。
忠义救国会的组织不混合于复兴社之内，另有它的支会和小组，但没有办事机
构和专职人员，只有少量办公费，由各级负责人兼办有关事务。中国革命同志会分
会在组织内有专人主管关于忠义救国会的组织及一切有关事宜，事实上只作为分会
的外围，不是同复兴社一样有其自己的上层组织，虽然复兴社的各级组织也是依附
于中国革命同志会各级组织的。
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设在南京明瓦廊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其高级骨干分子
之没有公开职务者，都以政训处的设计委员作为掩护的公开名义。省市分会书记则
例兼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即黄埔同学会的后身）的省市通讯
处主任以为掩护。省市通讯处亦即省市分会的掩护机关，省市分会门首都悬着通讯
处的牌子，职工都佩戴通讯处的证章。分会书记、助理书记和组长，还可在当地的
高级军政机关（如绥靖公署和省政府）挂上高级参谋或参议、‘咨议之类的名义，
以便于公开活动。区、支会也以通讯分处的牌子为掩护，其负责人也可在当地军政
机关挂个什么名义，以掩护其活动。各级组织的经费，都是由其上级组织发给。总
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社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
项下拨给，预算也是要经蒋介石批准的。特务处的特务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
之内，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特务处所有下级机
构的经费，统由特务处拨发。其经费总额，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10
倍以上。
特务处虽是复兴社总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是直隶于蒋介石的一
个独立系统，它的总机关也另设在鸡鹅巷而不在明瓦廊的总社机关内。它的一切计
划和行动，都由处长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总社干事会和书记长都不能与闻。
它在各省市都设有特务站，各站长照例也是复兴社省市分社干事会的干事之一，
但分社干事会和书记也同样完全不能与闻其任何活动。1935年我在湖北任分社书记
时，特务站长周伟龙连他的机关所在地也不告诉我，而只告诉我他的家在哪里，并
且他们的机关也不只一两处。1936年我到开封任河南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刘艺舟
于两三个月后才和我见面，并且态度傲慢，简直像对待他的部属似的。他的机关又
设在郑州，远不相及；他在开封的一个分机关就设在分社的对面，也与分社不通往
来。
分社的办事人员乃至书记本人如要到他的机关去，也同样要经传达，和一般外
人毫无区别。有一次我到郑州视察，找到了刘艺舟的机关去拜访他，他的门房竟厉
声说：“这里不会客。”经随同我去的秘书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之后，他还是说：
“不管是谁，这里不会客。”事实上这个门房也确实可能并不知道我，因他们与分
社根本就没有什么公事往来。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上级机关在南京，上司是戴笠，连
复兴社总社都未必知道，更不必说分社了。特务站无论什么事都绝不向分社请示汇
报，分社来自各基层小组的情报也不直接转特务站，而是汇寄总社核转特务处。担
任分社干事的特务站长对分社干事会的会议也极少参加，即使参加也绝不谈及特务
站的工作情况。某次郑州有一个在扶轮中学当教员的社员忽被特务站捕去了，郑州
组织报请分社去函请其查复，他们却复函推说不知道。那个教员被释放后，才说当
时就是被拘禁在刘艺舟的那个机关内，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的。不仅如此，甚至特
务站在分社内也竟有他们的人，这是到好几年后，刘艺舟已经和我有了交情，才亲
口对我说的。他说：“最初你到开封时，在你的分社职员中就有我的人，因此你的
一举一动我都是清楚的。”特务处系统的人都是专职专薪的职业特务，至少也是受
津贴的。
复兴社的社员中，也有不少人受了特务站的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但他们绝
对不许向复兴社组织报告。有些中下级机关职员、中小学教员和大专学生中的复兴
社分子，因为受了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对复兴社的一般活动就不大热心了，甚
至小组会议也不常到，同时他们的行动却更鬼鬼祟祟起来。他们的小组长知道这是
怎么一回事，也就不再去查问他们了。特务处有它自己的组织，在他们所有的人中，
有复兴社分子，但不是复兴社分子的人更多，甚至其上层骨干中也有没参加复兴社
的，如曾经任过特务处书记长和上海区站长的王新衡（后来专任戴笠与杜月笙之间
的联系人）就曾对我说过，他并没有参加过复兴社。从组织形式的表面关系来说，
特务处与复兴社简直是各成系统，但在实际上当然不仅是一体，并且特务处系统是
复兴社组织的尖端行动机构，亦即是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实质的具体体现，这却是
非常显然的。只是关于特务处系统内部组织的具体情况，则是非曾亲身参加其中的
人不能详知的。外间一般都认为特务处系统即所谓“蓝衣社”，或认为“复兴社”
就是特务处系统，从实质上说来也是可以的。
“行动即是理论‘——复兴社的”理论“
“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这是复兴社所依据和奉行的法西斯教条，
也就是它的理论基础。法西斯祖师墨索里尼曾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从绿呢桌上
先有理论而产生的，它是为出动的必要而产生的，所以它的本身就是去干。”也就
是说的这个意思。更简言之，即“根据需要去行动，就是一切”。
本来法西斯主义就是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它对内主张实行极权的独裁制度，
取消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残酷镇压工农群众；对外则推行疯狂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蒋介石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过是为了巩固他的统
治地位和达到他个人独裁的欲望，从而其行动的主要锋芒，也就是镇压国内的人民
和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共产党。这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不同于墨索里尼和希特
勒之点。可是要镇压人民和共产党，还得有点什么理论，才能欺骗群众。因此除了
蒋介石自己那一套“礼义廉耻”之外，复兴社还有三位“理论家”和“宣传家”—
—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他们也制造了一些“理论”。
贺、邓、刘三人，当时到处演讲，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印出了些小册子，如贺
衷寒的《一得集》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
国革命之路》等等。他们所讲的和所写的，千言万语，翻来覆去，总之不离一个共
同的“逻辑”，就是：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
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然后才能进行澄清吏治，安定社会，繁
荣农村，整饬军备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
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归根
到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而首先是、最后也是“行动”，也就是“硬干、实干、快干”。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提出：“以恢
复民国13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
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
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
族的复兴，卧薪、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他在1933年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动员战斗》一文中，更明确提出：
“督促全国军民群起作彻底有效的抵抗！拥护唯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
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组织！改革腐败的政治、社会与人心！限期剿灭各地赤匪，
取缔一切反革命运动！铲除贪官污吏与腐恶的武人政客！实行全国总动员，扩大青
年壮丁的军事训练！“等等许多条，就简直是一个行动纲领。
刘健群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
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
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
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
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
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和讲演，也
就总不外是连成一套的这三个要点。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的著作虽不
多，而长篇大论的讲演可很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
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即为蒋介石的法宝——所谓“礼
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
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
刺激奋发，谓之耻。”这就是说，要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
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可反抗，只能服从。他不像邓文仪那样的一来就
是一大篇口号，除了口号还是口号，而总要咬文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
理来。如他在所著《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我们要以民族主义来反家
族主义，要以民权主义来反地方主义，要以民生主义来反整个的个人主义。”反来
反去，最后的结论却是要统一于“服从领袖”。他的理论，大都类此。
他们这些理论，就是复兴社的法西斯行动的指导，对于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
阶级、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起了一些蛊惑作用。
法西斯宣传和中国文化学会复兴社固然只讲行动，但宣传也是行动，并且毕竟
还是首要的行动，因此最初就接收了由几个黄埔学生私办的（文化日报），改组为
《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便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期刊——
《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到1933年1 月，又将这两个刊物合并改为《中国革
命》周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机关刊物。《中国革命》周刊创刊号的发刊词说：
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
倭寇对我民族的凌侵，侮蔑备至；赤匪蔓延数省，民不聊生。攘外安内，实为
目前国家至迫切之要求。……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复兴中国革命的因素，是集中革命分子，凝成革命力量，
巩固革命政权；从现在的生存上的需要，是发展国家资本，充实民生，建设国防，
收回失地，报复国仇；从将来的国际形势的演变，是积极备战，准备应战，适应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力求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自由。
但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之复兴中国革命的要求，只是意
识着还不够，必须有行动，而行动的精神，又必然是铁与血。……
这个刊物所有各期的内容，也就不外是这个范围以内的东西，撰稿人也大多是
复兴社的上层骨干分子。但是它一直并不公开标榜实行法西斯主义，而只是愈来愈
多地介绍法西斯的理论和德意法西斯统治的各种情况。直到1934年7 月在我主编的
时候，我还在答读者问的通讯中说：“我们还不能肯定法西斯制度之是否适宜于中
国，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是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但是我们应该研
究法西斯主义，可以作为借镜。”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毕竟还不敢公然承认我们主张
实行法西斯主义，还是觉得抱着三民主义这块招牌较能迷惑视听；同时我们也实在
对于法西斯主义还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说也说不出个名堂来。并且蒋介石
虽然在实际上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三民主义来实行，但是他在口头上自始至终都不谈
法西斯这个名词，开口闭口也还是三民主义，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这个名
词了。
在《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出资，
在上海创办了《前途》月刊。这是一个“理论性”的大型刊物，与《中国革命》周
刊相呼应，同为复兴社的主要喉舌，由复兴社骨干分子大学教授刘炳黎主编，复兴
社分子大学教授孙伯赛、茹春浦、倪文亚、张云伏等共襄其事。最初面目尚不鲜明，
在其发刊词中所表示的态度，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将传统的个人本位的残骸，
迅速地葬送了去；将集团主义的新兴势力，严肃地建立起来；为民族的存亡而斗争，
为正义的存亡而斗争。”因此徐懋庸及其他一些较进步的教授，也在最初几期中发
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撰稿人多数是复兴社分子，他们对世界和中国前途的观察，显
然都是有着一致的看法和倾向的，但都有意识地说得不太露骨，只是从资产阶级的
一般观点出发，还没有明显地摆出封建法西斯的面目来。这是因为上海当时是全国
文化的中心，为上层知识分子汇集之地，他们不能不首先采取试探的态度和渐进的
方针。直到该刊第六期，贺衷寒才露面，开始刊载了他的文章，接着，蒋介石的训
话也就老是在该刊占着第一篇的地位了；同时关于法西斯的译述，也逐期增多。其
他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论著，也逐渐更多地表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显著倾
向。其撰稿人除蒋介石、贺衷寒、邓文仪、萧作霖等人外绝大多数都是大学教授和
作家，其中还有少数是名教授、名作家、名艺术家，并且将近半数是复兴社分子。
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