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只好敷衍着说自己最近找了一个工作，经常有出差的任务，所以一般情况下都不在北京。

    高琳也显得极为反常，三番五次的提出要来我家找我。我自然不敢让她过来，总觉得对不起季玟慧也对不起高琳，支支吾吾地搪塞了几句，便推辞说有事要急着出去，慌忙地将电话挂断了。

    挂断电话后，我不敢再留在家中，生怕高琳真的找上门来。匆匆地洗漱了一番，给季玟慧打了个电话让她在中科院门口等我，然后便慌慌张张地出门了。

    到了中科院，我跟季玟慧简单的交代了几句，然后便和她一起来到了考古研究所里。

    白教授一见我们回来，一张老脸上写满了释然的笑容，但听说考古队里居然一次性死了三名队员，他的的表情立即转喜为悲，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吓得他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正是我最想要的效果，往往这种胆小如鼠的人是最容易妥协的。他必定担心自己受到牵连，这件事如果闹大了，弄不好会把他一生的功绩全都毁于一旦。见他怯懦的举动，我顿时有了些底气，虽然心里也是慌得要命，但依然做出一副强势的态度，想用自己的气场震慑住他。

    我说老爷子您也别紧张，既然人都已经死了，您再慌也没用，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这事儿给处理干净喽。

    白教授慌得六神无主，连声问我这几个人是怎么死的？

    我把此前早就设计好的一套说辞给他讲了一遍，说是苏兰早在进山之前就因中暑而产生了昏迷迹象，连日里直说胡话，一直昏睡不醒。一日在野外宿营的时候，程猛被大型蜈蚣群袭击，当场惨死。我们其余的这些人都被吓得够呛，一下子四散逃走，季玟慧和苏兰被我们三个背着跑向了一个方向，而陈问金和周怀江则从另一个方向逃走了。

    等到第二天找到陈问金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狼群咬死，而周怀江却不见了踪迹，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几天后我们在山脚下发现了周怀江的尸体，估计是逃跑时太过慌张，因此失足掉到了山下。

    由于事发突然，我们逃跑时并没有携带任何随身行李，等找到周怀江以后，我们已经彻底迷路了。于是我们又在山林里摸索了两天，在精疲力竭之际终于找到了一处村子。休整了一晚，我们跟老乡借了些钱，便急匆匆地赶到兴华乡给您打电话通报此事，但我担心您在电话里接受不了事实，所以才将死人的隐去不说，等回来以后再慢慢地跟您解释。

    这套谎话编得滴水不漏，并且有季玟慧和苏兰可以作证，也不由得白教授不信。

    他没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严重，不但一次性死了三个人，并且连三人的尸体都留在了山里。一想到自己将要面临的重责，他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涔涔而落，牙齿不停地咯咯打颤，哆嗦着问我：“小……小谢，那……那依你看，这事该……该怎么处理？”

    我说这事儿还得看您老的报告怎么写了，如果您要是把责任都推在周怀江身上，就说他擅自带着几个学生出外考察，最终因突发事故而导致有人死亡，我相信可以把此事盖住，您老也不用担什么责任。

    当然了，这样做的确是对不起人家周怀江，但毕竟人死不能复生，他若泉下有知，让他帮咱们这个忙他应该也不会拒绝。到时候您再想办法多给人家的家属一些补偿，让在世之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这也算是变相的报答他了。

    可如果您非要秉公处理，觉得这事儿应该如实上报，那我也绝无怨言。这三个人的死我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回头咱俩把事情的整个经过一五一十的都汇报给您的上级领导，是报警还是上法院，我都奉陪到底。

    我越是这样大大咧咧的，白教授越是觉得我有恃无恐。相比之下，我只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小混混而已，而他却是打拼了多年才混到如今的位置。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如此，如果事情闹大了，最终我把他私下贿赂我和他擅自组织考古队的事都抖搂出来，虽然结果是两败俱伤，但他的损失却要比我惨重百倍，弄不好剩下的日子就要在监狱里度过了。所以他再傻也不会选择秉公处理，肯定要将此事平息下去。

    此后我便和白教授商议了一下细节，从而将上报的内容敲定了下来。季玟慧虽然不愿帮着我们撒谎，但她也清楚血妖之事说出来还不如我的这套谎言可信，所以她也勉强答应如果领导追查，她可以按照我们编好的内容回答。

    随后我便在季玟慧的陪同下离开了考古所，在中科院的门前，她问我：“咱们下一步干什么？”

    我说咱俩去医院找一趟王子和老胡，让他把钱给你，然后你负责把那三个死者家属的钱给送去。我见不得这种生离死别的场景，我就不陪你去了，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寂寞，就让王子跟你一起去，他比我能说，也能帮着你劝劝那些家属。

    她又问道：“那你呢？”

    我说：“我去趟玻璃厂，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件特殊的东西来。然后和老胡收拾收拾，晚上去趟羊肉胡同，再会会那个神秘的徐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