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户籍矛盾是阻碍中国社会平衡展的最大矛盾之一。

    之前刘志海之所以能从人大饭店把吕娜和周青挖了出来，就是利用了这一矛盾。

    中国人同命不同价，2oo5年，重庆一辆卡车失控撞死了三名初中女孩，其中两位城镇户口的女孩家人各自获赔2o余万元，农村女孩的家人却只得到了5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和4万元的补偿金。

    7年1月，广州市黄埔区一对情侣因煤气中毒死在了租房内，法院判决，城镇户口的男死者获赔共计19.2万元，农村户口的女死者获赔4.35万元，鸳鸯同命不同价。

    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生，法院在无形中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死因一模一样，但赔偿金额却差异巨大。原因全在于一纸户口。

    吕娜和周青就是第九等的“农村人”，虽然她们从小生活的环境、接受的教育都和城镇人完全没什么两样，但到参加工作的时候却高下立现了，农村户口的她们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回家种地，要么在城里做临时工。

    天底下又有多少花季少女甘心在接受过高等教育后再回农村去耕田种地呢？而想做工作的话户籍又不符合工厂的招工条件，铁饭碗还要留给城镇人呢。

    做饭店服务员，是无数少女无奈地选择，这一岗位不享受医保待遇、不是铁饭碗。她们也完全有能力胜任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可是那一纸农村户口就是她们跨不过的门槛，鲜明的等级制度把她们挡在了七彩世界之外。

    在人大饭店，除少数领导之外，即便是转了正地员工，也只享受合同工的待遇，虽比临时工稍好上一些，但还是不可能像真正的铁饭碗一样令人高枕无忧。饭店效益好的时候一切好说，如果有效益不好的那天，没准合同到期后上面一句不再续签，就又得自谋生路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吕娜和周青才狠下决心跳了槽，反正到哪都不是铁饭碗，前途是看不到了，反正都是吃青春这碗饭，莫不如换一份更有前途地工作，如果真能三年赚出十年的工资，给个体老板打工又有什么不可以？

    我开出的价码让两人沉默了，月收入一千三，我想她们应该很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别说是曾经和她们工作在同一岗位上的同事，就连职务在她们之上的主管、经理也会跟着动心地。这个条件能使最固执的人动心，根本不愁请不到人，只有我挑人的份！

    “你真的能出到这个价钱么？”吕娜有些迟疑的问我，顿了一下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怀疑你是否出得起这个价钱，我是问你觉得有必要出这么高的价钱么？”

    我邪邪一笑，用不符合身份的老成口气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