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握了握手，简单寒暄了一番，坐下来直入正题。

    “……现在不是检讨的时候，先传达一下两个重要指示，上级要求我们尽快组织一百名青年进入解放区，补充第七和第九工厂的力量；另外再组织五十名青年，参与长山走廊的运输工作和古芝地道的军事工作。”

    第七和第九工厂是人民军主力师的代号，长山走廊是往南方运送部队和装备的重要通道。

    张俟文意识到接下来有大动作，斗争形势会发生巨大变化，既激动又紧张，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欲言又止地说：“君会同志，要是在四天前，别说组织一百五十个青年，就算组织两百人都没问题。反动警察前天搞的突击行动，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太大。许多同志不幸被捕，外围学生被抓了几十个，搞得人心惶惶，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已经打了退堂鼓。”

    来前听说堤岸“华-运”工作没搞好，但怎么都没想到严重到连一百五十个青年都组织不起来的程度。

    吴君会紧皱起眉头问：“怎么会这样，是不是内部出了叛徒？”

    庄士武重重点了下头，一脸凝重地说：“君会同志，你去河内学习这几年，堤岸变化太大。五帮会馆和中华理事会解散了，取而代之的华青会、西堤华人资产管理公司和西堤华人慈善公益基金会，依靠伪警察局和平东工业村的支持，利用其经济上的优势，把包括明乡会馆、三江帮在内的华人帮派和团体，全部整合到了一起。

    他们对华人的控制是全方位的，从就学、就医到就业，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接受他们的主张，服从他们的管理，就能过上相对较好的生活。在推行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这一问题上，他们是不遗余力。

    小恩小惠，迎合大多人的心理，直接导致斗争环境越来越恶劣，我们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差。作为西贡党委和堤岸区委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又不能不开展工作，所以在发展力量这一问题上关没把好，给组织造成重大损失。”

    没什么人响应“华-运”的号召，就意味着发展人员不能挑三拣四，否则工作就不用做了。

    吴君会能理解他们的难处，掏出香烟示意二人继续往下说。

    “从55年到现在，以韩烁和章伟为首的反动华人警察，每年都要组织一两次突击行动，每次都给我们造成巨大损失，像割韭菜似地，割了一茬又一茬。我和俟文同志不止一次怀疑，我们这些主要领导是不是暴露了，他们是不是在放长线钓大鱼？

    于是从前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请从北边过来的同志以及越南劳动党的同志，在暗处观察我们是不是被跟踪监视了，甚至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结果表明一切正常，没人跟踪没人监视，连护送黎笋同志去河内的任务都完成的很顺利。”

    “那问题出在哪儿？”

    “市区有一个地下电台，堤岸没有，并且电台使用的密码本定期更换，同时电报中不会提及一些外围人员，可以确定问题不会出在电台上。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华青会在不断派人伪装成热血青年，试图打入我们内部。

    而斗争形势那么严峻，我们没那个能力一个个仔细甄别，外围组织不断被他们渗透，不断被他们破坏，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闹革命的大多是穷人，堤岸华人总体生活水平一直高于本地人。

    以李为民为首的反动华人资本家成立工投公司，全面铺开工业村计划之后，堤岸华人过得比之前更好，有出路、有事做、有前途、有钱赚，谁愿意提着脑袋闹革命？

    想起来前上级说得那些话，吴君会面无表情地说：“内部有没有问题要彻查，外部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接下来我们要集中力量，铲除李为民、刘家昌、吴静晨、马安易、吴常明、韩烁和章伟等反动资本家和伪政府官员。只有把他们这些危害极大的害群之马解决掉，才能达到震慑作用，才能真正打开局面！”

    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没那么简单。

    这不是怕不怕牺牲的事，张俟文暗叹了一口气，低声道：“君会同志，李为民行踪不定，根本见不到他人；刘家昌现在出任伪政府经济部长，身边有许多护卫；至于吴静晨和马安易等反动资本家，极少回堤岸，几乎都呆在各工业村。”

    “韩烁和章伟呢？”

    “韩烁本来就是搞情报的，非常狡猾，我们组织了三次锄奸行动，一次都没成功，章伟也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堤岸威望极高，不像那些腐败官僚一样不得人心，动他们会让我们处境更艰难。”(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