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扎在工业村附近的两个**军官欺行霸市，打伤乃至抢劫多名供应商，哄抬物价，垄断供应，影响恶劣。”

    “打伤了人？”

    “确切地说应该是枪击多人，幸亏抢救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是不是把人家的砂石料拦下来，要求低价卖给他，然后再高价卖给工投公司或在工业村内投资建厂的投资商？”

    “所以说影响恶劣。”

    “他人呢？”

    西贡达官显贵几乎全在这儿，刘家昌不能让陈世国承担所有压力，接过话茬道：“阮茂已被头顿工业村警察局羁押，同案犯也已落网，检察官办公室正在深入调查，估计过几天就会移交给巡回法庭审理。”

    李为民转过身来，紧盯着阮贵双眼道：“贵先生，您儿子到底做过什么，我想您应该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法律神圣不可侵犯，至少在工业村内是这样。”

    陈世国同样不想跟那些说情的人磨嘴皮，冷冷地补充道：“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民先生，国先生，这么说一点不能通融？”

    “我们尊重法律。尊重法官。”

    你不仁别怪我不义，阮贵把公文包往边上一扔，声色俱厉地说：“不教而诛，这不公平！况且这是越南。不是中国！”

    李为民摸了摸鼻子，慢条斯理地说：“关于故意杀人、欺行霸市的法律，全民公投之后有，之前一样有。另外工投公司成立之初，就不止一次以文件或通知的形式。提醒告诫过投资商、承包商、供应商和工业村内的普通工人要遵纪守法，不教而诛真谈不上。至于这里是越南，不是中国，还请贵先生说清楚一点。”

    “工投公司股东全是中国人，工业村内生意全是中国人做，这还不够吗？”

    胆子不小，肯定有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李为民笑了笑，循循善诱地说：“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既然贵先生提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先，越南工业村投资开公司股东并非中国人，而是越南共和国公民，换言之，全是越南华人。

    正如许多朋友所知道的，政府给工投公司划拨了许多土地却没占股份，表面上看似乎像国家资产流失，全便宜了我这样的越南华人股东。事实上并非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要从工投公司成立时的背景说起。

    当时琰先生刚回国出任总理，日内瓦谈判正在继续，法军在北部与越盟仍在交火。前**总参谋长阮文馨将军对新政府不满意，军阀问题、难民问题全没有解决。政局动荡，风雨飘摇，看不到哪怕一点希望。”

    陈世国深有感触，忍不住补充道：“当时国库空虚，政令不出总理府。北方的人想往南方逃，南方的人想往国外逃，谁会投资实业？为展国家工业，为帮政府减轻难民安置压力，民先生破釜沉舟、倾家荡产起工投公司。

    要搞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光靠他一个人的财力是远远不够的，只能想方设法动员堤岸华人入股，筹集到一千多万美元启动资金。能够想象到包括民先生在内的所有股东，当时冒着多大风险，承担着多大压力？”

    这才过去一年多，不是什么想不起来的历史。

    看着众人若有所思的样子，李为民接着道：“这并不意味着华人承担了风险就能分享到国家资产，对经济和工业稍微懂一点的朋友都清楚，工投公司所投资的项目短时间内无法盈利，如果把规划中的几个工业村算上，包括我个人在内的所有股东，二十年内别指望分红。换句话说，我们是把钱借给了政府，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收回。

    另外工投公司只有董事会，不设立股东大会，重大决策全由董事会作出，董事会成员中仅有三位股东代表，只占少数，并且他们很少参加董事会，几乎从未参与过公司决策。至于工业村的生意全归中国人，国先生更有言权。”

    陈世国轻叹一口气，耐心地介绍道：“诸位，工投公司不设股东大会，不设监事会，但专门设有一个公平机会委员会，我兼任该委员会主席。坦率地，全公司最不公平的就是公平机会委员会。

    因为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为越族人（京族是统一之后才命名的），尤其越族商人创造赚钱机会。去过工业村的朋友应该能注意到，承揽基建工程的大多为本地建筑公司，只有一些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的，才会由外国总承包雇佣的公司去做。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在工业村内从事建筑业的华商仅占113%。他们要么投资实业，要么从事生活日用品零售批，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砂石料等建材供应。值得一提的是，迄今为止，华人投资商已为本地人提供至少16万个工作机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