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

    一方面，赚钱行为或日后的资本经营行为在现在则成了一种自在的行为。能否赚钱成为决定一切行为正当性的终极尺度，一切价值、观念、规范和活动都必须通过钱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正统性，就像自然经济下它们由神的旨意而获得合法性一样。这样一种人类状况的确立，为商业化的大潮席卷一切领域开启了闸门，从而几乎使世间的一切纷纷坠落到商品的大海之中。它们原先的神圣性，不管是宗教的、伦理的、美学的、情感的还是其他什么的，都不复存在，或者至少都清一色地被抹上了一层金黄色、铜绿色或者水印痕迹。犹太人在生活上的禁忌之多、之严是各民族中所不多见的，而且２０００多年一以贯之，至今极少改变。可在经济领域，犹太人在经营商品时的百无禁忌更是各民族中所不多见的，现代世界的许多原先非商业性领域，大都是被犹太商人打破封闭而纳入商业世界的。这同犹太商人最早确立钱的“准神圣性”地位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钱的自在地位的确立、使得钱的历史发展逻辑自然转变为人的思维逻辑，钱的自发发展的动因转化为人类制度性建设的动机。在钱的无声的指令下，一切有利于资本发生、形成、发展、增值的设施、机制和构件，自动地建立了起来。世界市场的开拓、经济秩序的确立、金融作用的实现、政治权力的驾驭以及种种观念规范，都有条不紊地一个个出现，而对现代资本主义大厦的建设，最忙碌、贡献最大的人群之一必然是犹太商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实有不同民族的商人出现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而犹太商人在确立钱的“准神圣性”地位上先行了一步，因此，他们成了向资本进军的排头兵，成了名副其实的“商人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