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风声紧，他们在那里藏了一个月，我祖父才送他们上火车，回老家去。

    听我祖母的说法，那时候因为那个地窖活命的人多了，都是我们的河北老乡。后来就有了破绽。这些人都是够仗义，无论是“锅伙”的老乡，还是逃跑的人，没有人出卖我祖父。可是这些人感念我祖父的恩德，很多人回乡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车票钱、住的时候花的钱折算了给我祖父寄回来，还常常加了很多。收的信多了，引起日本警察的怀疑，就要捉我祖父去审问。

    这个时候我祖父有个日本朋友土井，他太太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冒着风险通知了我祖父。土井是铁路的职员，已经40多岁了，有三个孩子，因为兵不够，给征到了南洋去，走的时候给日本兵送行有规定，家属只许在路边挥旗欢呼，都不许哭，有敢哭的，军官过来就用大耳光打。这个女的心地善良，告诉我祖父赶紧跑。

    我祖父很镇静，箭不容发之间安排我祖母等人先走，他自己在火车站送，日本警察在站上查他，他却从容自若，行若无事。应该往关内跑，我祖母他们也是进关，他自己却先坐了当时的快车“亚细亚号”去哈尔滨，谈了一笔生意，然后从哈尔滨南下进关。日本人没想到他一个生意人这么冷静，竟然没有抓住他。

    抗战胜利后我祖父移居北京，我小的时候过年过节常常有人从老家来看他，我那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祖母后来告诉我，这都是那时候救下来的人。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有一年我看电影《辛德勒名单》，非常激动，借了录像带直奔我祖母处。看完，我急切地问她，我的祖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