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放在工作台上，仍旧握着凶手科黛递给他的一纸便笺，上面清晰地书写着“1793年7月13日玛丽?安娜?夏绿蒂?科黛致公民马拉：我是十分的不幸，为了指望得到您的慈善，这就足够了。” 马拉右手握着鹅毛笔，无力地垂落在浴缸外。他的头向浴缸外微垂着，面庞像睡着了的圣徒一样，安详宁静。在木墩上还有一封信：“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木墩的下方还有几个清晰的大字“献给马拉，大卫”。《马拉之死》的构图比较单纯，光线从左侧投入，它照亮着马拉的身躯和面部，画面的明暗处理得当，具有纪念碑式的立体感。一幅画上出现这么多解释说明文字是很少见的，看来大卫充满了对马拉的无比敬重之情，所以才会这样不遗余力地歌颂他。

    一年后，拿破仑发动热月珍，推翻了雅各宾党专眨大卫也不得不将《马拉之死》涂上一层厚厚的铅白颜料，转移到别的地方。1793年，《马拉之死》第一次公开展出，1893年，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博物馆将它正式收藏起来。

    在《马拉之死》中，大卫成功地把人物肖像描绘、历史的精确性和革命人物的悲剧性结合起来。但是以客观的眼光来看，马拉被认为是一个嗜血的，暴力的革命煽动者，他强调为了革命可以杀掉任何人，这是反人道的新暴政的前提。政治不是一种能用好坏、善恶来简单概括的东西，特别是身陷斗争的中心时，想要公正而又恰当地表达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立场不同，结果也会不同。好在《马拉之死》并没有因为政治的过时而过时，它超越了事季身，成为一种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