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美国的媒体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还有一个例子，2000年的秋天，我在早稻田大学读博士课程一年级的时候，**主席来到早稻田大学演讲。早稻田大学问我能不能帮**当英文翻译，因为学校很多外籍老师不懂日文，他们需要一个人能将中文翻译成英文。我特别高兴，就爽快地答应了。当时，我坐在**主席的正前方听他演讲，做同声翻译。在现场听他的演讲就是和电视里感觉不一样，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过程中，**一直在强调国际合作、世界和平、东方团结。正因为如此近距离地聆听了**的演讲，被**的魄力和个人魅力所倾倒，因此我马上决定读完博士以后要去中国，去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虽然**那么强调国际和平与合作、日中友好，可是日本当晚的新闻和报纸大部分的报道却是不积极的、负面的，完全扭曲了**的演讲。在听演讲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可到了晚上看到日本媒体的报道，我是很失落和惊讶的。

    美国最近二十年的媒体报道也有同样的问题。一方面美国的学校里介绍中国的近况是很不够的，另一方面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够客观，在这样一个提倡言论自由的国家里，却没有公平的、实事求是的报道。

    我在日本的九年间，经常来中国交流学习，前后大概有三十五次。而我在去日本前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七年，从日本学成回到中国也有两年了。在这十八年里，我经常在美国和日本的书店里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威胁论”的书籍，我看过其中九本，那九本差不多是一样的内容，它们有同样的误会、误解，参考资料都是海外媒体的报道，很少有在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并且这些作者都不是大学的教授，很多是私人研究所的个人观点，没有水准，缺乏对中国近况的了解。但是，在美国，如果是研究西方其他国家，他们一定要深入到那个国家长期了解，采访相关的人物，参阅当地的资料，学术研究水准是很高的，可是对中国的报道却缺乏深入的了解，在中国很短的几周，也不会中文，也没有采访相关的人物，当然也没有查看中国的图书资料，这样写出来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没有学术研究水准的。可是这些“中国威胁论”的书又变成媒体对中国进行报道的参考资料，新的媒体报道又根据这些书描述中国。这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研究者写的“中国威胁论”的书没有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媒体也没有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大家相互参考，其实谁也没有真正去了解中国，因此误解就越来越深。

    我希望我和山奇先生的对话能够为美国人了解中国，或者为中国人了解美国打开一扇窗户，给误解的空气中带来一阵清新的风。

    2009.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