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由各省省长轮流做东。今年轮到了顾立源。省长们都很忙。这样的会．约定只开一天。有事没事，当天都得结束。所以，有时就会开得很晚。那天散会时，已经到晚上十点多钟了。招呼了各省领导去吃夜宵，他匆匆离去，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家五星级宾馆。上那儿会见饶上都。这位饶总已经在那儿一个豪华套间里等了他整整一天了。

    最近银行似乎是听说了些什么，不仅在还贷问题上对盛唐加紧了催促，还传出话来，可能要对这笔巨额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当时签下的贷款合同，给了银行方面这样的监管权。)这几年，银行对盛唐方面能否按时还贷早已存有疑虑：他们不断派人去公司催促，同时也不时“请求”顾立源能帮着做做饶总的工作。这“帮着做做工作”的含义，当然首先就是希望能督促饶上都早点还钱。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顾立源作为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能设法“指导”饶上都，改善公司经营管理状况，迅速改变目前这种多头出击、摊子铺得过大、经营管理又比较粗放，效益低下的局面。假如羊儿身上压根儿就不长毛，你又上哪儿期待着去剪那该剪的

    毛呢?银行方面是真心希望这只羊能多长几根毛的。顾立源跟饶上都谈过很多次，也派一些专家权威去盛唐帮着做过经营管理方面的“咨询”。但根本的一条，饶上都始终隐瞒着“抽逃资金”炒期货这件事。漏洞不堵，整个公司的状况怎么可能有大的起色?而饶上都原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足够的冲劲．敢于面对别人不敢面对的禁区，他以勇闯禁区为乐=他病态似的喜欢听那舞着柴禾棍打进“瓷器店”以后必然要发出的那一片稀里哗啦的碎片声。他尤其喜欢听那同时从街边响起的喝彩声和詈骂声：但是他却缺乏必要的耐心，也不善于通过一砖一瓦的努力．建起一家“新瓷器店”来赢得更高层次的掌声和喝彩声。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抽逃资金炒期货”的事不胫而走，促使银行方面加紧了“催逼”和“核查”行动。这使饶上都决定要认真技顾立源谈一谈。

    饶上都这两年老多了，虽然脸色依然红润。但每每说上两三句话，总要深深地喘上一口。有人说他这是“装”的，因为他发脾气训斥手下那些经理和部长时，常常能连续不停地骂上一二十分钟，而不待歇一口气。但他们哪里得知，训斥完了以后，他一定会感到胸闷难耐，人也像是要瘫了似的。这样发一次脾气，他会难受两三天。这些年，体重急速增加，腰围持续扩张。房间里汽车里的空气总让他觉得不够用。不少五十岁前的嗜好，突然间都变得淡然乏味了。比如从前他特别喜欢看二人转，可是现在他听着那些打情骂俏的“荤口”，瞧着那些忸怩作态的“表演”，就觉得坐不住。他不是不再喜欢那些带色的笑话和民间的“荤口”，而是嫌他们太吵闹了，嫌他们有点没完没了地在那儿糟践他们自己，为了博得别人的喝彩，宁愿不把自己当人。这会让他想起当年的那个自己。但他还是保留了两样“爱好”。一是吃“杀猪菜”，一是住宾馆。隔三差五，他一定得上那“杀猪菜”馆子，要上一盘店家自制的血肠，再要上一盘“手把排”，再来一盘“辣炒肥肠”，要一小瓶二两装的二锅头，就着瓶口，慢慢喝，慢慢嚼，慢慢瞧着来来往往的吃客，看看他们，再比比自己，再瞧瞧停在店门外自己那辆大奔，他总会得意兮兮地冷笑一下，在心里发出一声这样的责问：“小样儿的，挡得住我吗?”自己到底在责问谁?他也说不清楚。只是常常想这样大声责问一下，冲着窗外大喊一声：“小样儿的，挡得住我吗?”另外，隔三差五地他得住一回宾馆。有事没事，他都喜欢住到非常高级的宾馆里去清静一下，享受一下。越是高级的宾馆、会所，越是能维护这些住店人在私密方面的要求。他知道不管自己现在多么有钱，这社会上仍然会有一些人打心底里是瞧不起他的。包括那些低声下气来求他赞助的客户，穷学生，包括那些热情非凡地来找他去投资的区长乡长县长和市长。(说实话，这些当干部的，倒是有不少人不再瞧不起他了。但他又常常地有一点瞧不起他们。)无论是谁们瞧得起谁，还是谁又瞧不起谁们，现在都开始有点让他感到心烦了，心累了，而这时最好的解脱，是躲进一个高级宾馆和会所里，隐居个一天两天。只有在那样的环境里，谁也不问你过去是谁，现在又是谁，只要你掏得起那一晚上五百美元或一千美元的房钱就行。

    ……今天他找顾立源，是希望顾能帮他在省城找到一笔款子付银行的利息，以此来稳住陶里根的那两家银行。最近铜在期货市场行情看涨，他又“赌”了一把3607号铜的期货。这一把如果能赢，当然还不足以让自己彻底翻身，彻底扭转这两年在资金问题上被动尴尬的局面，但是拿它去付那拖欠了一年多的银行贷款利息，补上维持那个旅游城营业开支所需的那点资金缺口，还是足够了。

    这样他可以喘过一口气来。是的，近来，他时时感到胸中的这口“气”喘得越来越费劲了……

    他知道顾立源会帮他忙的。有那五亿元的一笔账，还有那些便条，有这两档子事，这位从前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现在的代省长，已经跟他完全栓在了一根绳上，不会不帮他，也不能不帮他。如果他垮了，银行真的跟他翻了脸，他顾代省长最后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当时他很担心顾立源不肯出头来帮他借那五亿元。他压根儿就没想到，顾立源不仅豪爽地应承了，最后居然还愿意亲笔写下一张张便条，让他去找银行方面的人解决这五亿元的贷款问题。他当时真被顾立源的豪爽热情感动了，但又暗自惊讶于对方的粗疏和大意。这样的事，在眼下，换一百个人．特别是那种头上有乌纱帽的人，是谁也不肯干的。他当时感动于颐立源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但又诧异于对方居然如此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在越来越推崇法律观念，法律体制也越来越完备的中国，一张有你亲笔签字的便条，是足以把一个人卷进一个无底深渊去的，也足以把一个人吊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多多少少有一点。愧对顾立源”，不该就这样把他扯了进来的。这一手有点太狠：但有时他又想，这能完全怪罪于我吗?正如伟大领袖**说的那样．万事成败变迁，起着主要作用的还是内因：石头再加温，也是孵不出小鸡来的。

    在顾立源被任命为陶里根市委书记的一年内。饶上都没有去找过他。他知道那段时间，顾忙得不得了。(陶里根日报》头版二条上几乎天天有他的消息。(头条当然是报道中央领导的活动，或转发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那年的年三十晚上，他去看望顾立源。他知道每年的三十夜，顾立源都会去慰问边境口岸值班的海关工作人员和边防战士，也会去看望那些异想天开地留在陶里根的雪窝窝里过年的少数旅游者。他在顾家门口一直等到凌晨三点，才见到已颇有些醉意的顾立源归来。

    “你……你……你这是干……干啥呢?吓我一大跳……走走走……上……上屋里坐……坐会儿……我那里还有瓶真正的茅台……我……我……我告诉你，外头那些茅台，没……没几瓶是真家伙……你……你品品我那一瓶……我就剩这一瓶了……跟你这么说吧，你信不?过了这个村，你……你还真……真找不着那个店了哩……”说这些话的时候，顾立源的舌头还真有点嫌短了。

    进了家门，顾立源让夫人给饶上都沏上茶来，自己去卫生间用凉水狠狠地冲了冲脑袋，又喝下去大半杯苹果醋，再拿湿毛巾捂住自己的脸，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酒意才基本消去了一些，再回到客厅里来，就不再提那瓶“真正的茅台”了。

    “深更半夜地，守在我家门前黑影地里，准备打劫呢?”顾立源往饶上都对面的沙发上一坐，嘿嘿笑道。

    “茅台呢?怎么跟天桥小把式似的，光说不练?不舍得?不舍得，明天我给送二十瓶真正的茅台来。”饶上都也笑道。

    “啥茅台?你都喘成那样，还茅台呢!不要命了?我早让你把酒戒了，你不听。到那一天，让大夫来给你下最后通牒，你就哭吧。喝口茶吧。我这茶可是好茶。台湾极品乌龙。”

    “行了，我也不喝你的酒，也不喝你的茶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都散了场了。你也该休息了。赶紧跟你说个事吧。咱俩结交这么一场，可以这么说，没有你顾书记，就不会有我饶某人的今天……”

    “打住。打住。”敏感的顾立源自打酒醒那一刻，就意识到今天晚上这位饶老板借口“拜年”深更半夜“杀”上门来，是要有所“作为”的，所以立刻下了封口令，“别大年三十的让我不痛快。”

    “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饶上都那天也有点倔，不软不硬地反问了一句。

    “……”按顾立源过去的脾气，是绝对不可能再允许饶上都说下去的。但当时也是怪，听饶上都这么一说，颐立源居然不作声了。是酒起了作用，还是感情起了作用．或是这两者都起了作用?至今仍然是个谜。

    “知恩必报，这是人之常情……”饶上都刚说了这句话，顾立源又想站起来去打断他的话。饶上都却立即傲了个非常坚决的手势，让他“稍安勿躁”，并立即把自己的口袋一个个都翻出底来，表示自己没有带任何贵重礼物，更没带一分现金。

    顾立源慢慢地又坐了下去。两人随即都默默地坐了会儿。

    “但此恩，今生我必须报。不报．我就不是饶上都。当然我不会害您，更不能害您。这么跟您说吧，我在北京上海替你各买了一幢别墅。现在正在装修。这房子，我现在不会给你。你现在也用不着它。等你完全退下来了，没人理睬了．一月就剩一两千、两三千那点干工资了，只等着老干部处忙里忙外组织你们这些老头老太去集体逛北京故宫颐和园的时侯，你要愿意带着孙子孙女去北京上海度晚年，我想你总也该有个落脚的地方吧?你替我支撑了前半生，我替你后半生找个落脚的地儿，过分吗?你现在是市委书记，拿我一分钱都是受贿。到那时．你啥也不是了。你也替我办不成任何事了。你就是拿我一百幢别墅，那也只是个交情往来。**再严格，总不能让两个普通人不讲一点交情吧?”饶上都说得相当激动和诚恳。

    “唉，算了算了，说这些干吗，饶老板……”顾立源感慨万千地挥了挥手，叹口气说道。

    “他没拒绝……”当时饶上都心里还一格愣，一边这么想的同时，他已经站了起来，说道：“这事就这样了：我走了。您赶紧歇着吧。”

    那天，顾立源的确没有明确拒绝：过了几个月，他接到饶上都的一个电话，说上海的房子已经装修完了．有空，趁出差的机会，想请他顺便去瞧瞧，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让装修队再返返工。顾立源在电话里只应了句：“你真逗，还当真了呢?”仍然没有明确拒绝。当时，他的确有过那样的想法：在陶里根能顺利干完两届，万一提不上去，自己还不到五十，或者找个闲职干干，或者下海。到那时候，“总该有个落脚的地方吧?”饶上都的这句话的确隐隐地、却深深地触动了他……

    又过了几个月，他去上海参加全国中小城市市长会议。报到后．刚进房间，就接到饶上都的电话。他也到了上海，而且就住在他们所住宾馆旁边的一个宾馆里。“会议咋安排的?抽点时间，我陪您去看看那幢房子吧?”会议只开了一天半。临离开上海的那天下午，他跟饶上都去看了一下那幢别墅。三百二十平方米。外带一个一百五十平方米的花园。车库，狗屋，一应俱全。三层大开间。户内还装置了独用的电梯——考虑到七八十岁以后，腿脚不便利时，仍能上下自如。又过了两个月，他又在饶上都的陪同下，去北京看了看那边的一幢别墅。二百八十平方米。外带一百六十平方米的花园。地处温榆河边。特点是整个小区里拥有一百多棵树龄在八十年以上的老树。房地产商说，你用什么建筑材料，请什么外国设计家设计，想啥怪招，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可以用钱换得来的。惟有我这一百多棵老树，你是用什么也换不来的。有了这百多棵老树，你会感到你和大自然融合了，你会觉得你和历史在共存，你会拥有一种别人不可能拥有的生命厚度和广度，你的人生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延伸……那年的年三十晚上，他去完成了慰问和看望的任务回到家，妻子告诉他，饶老板刚才来过了。他说他还得去看望别的领导，就不等你了。也没说啥，在我们家门前跟孩子似的放了两串鞭炮，留下一个大信袋，嘻嘻哈哈地就走了。听说饶上都留下一个大信袋，顾立源有点不高兴了，瞪起大眼说道：“他留啥信袋?信袋里装了啥玩意儿?我跟你怎么交代的?谁上家来，都不许收人的东西。”妻子说：“那信袋里没啥玩意儿，就两串钥匙。钥匙也值得你那么着急上火吗?那上头没镀金，也没镀银。他给你钥匙干吗?是你办公室门上的，还是他办公室门上的?”“谁知道呢。我去瞧瞧。”顾立源随口应付了这么一句，进屋就把那两串沉甸甸的钥匙收了起来。他当然明白，这就是那两幢别墅大门上的钥匙。

    现在再回过头说说那天顾立源和祝磊两人“干仗”的事情。顾立源那天上祝磊家，是希望祝磊能动用一下他那“常务副市长’’的影响力，在省城为饶上都拆到一点“头寸”。以渡过眼前的难关。这也是饶上都的意思。他觉得颐立源作为代省长，从表面上看起来，影响力似乎要比“常务副市长”更大，但是．官场上的事，往往是“现官不如现管”。顾立源要在省里拆到头寸．还必须得通过主管金融财政的副省长，或其他主管官员才能办得成。但顾立源任职省府的时间并不长，况且还戴着“代理”的帽子．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都不如由祝磊出面，直接在省城去办这件事来得顺当。因为祝磊在省城主管的就是金融、工交、财贸，正所谓“现官不如现管”，他正管着哩。

    没想到的是，那天，他却遭到了祝磊的婉拒。祝磊在材料里是这样讲述这件事的：“……其实那天我并没有正面拒绝他，不仅没正面拒绝，还说了一些诸如‘我尽量给想想办法吧，万一银行那头不行，我再试试别的路子’一类的话。说实话，我也不敢当面拒绝他。虽然顾调到省里后，为人做事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在陶里根后期形成的那种‘一个人说了算’的做派。但我清楚，在关键时刻、在重大问题上．在本质上，他是变不了的。他是不会允许别人来妨碍他，来做他的主的。我深信，所有有过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同意我下面这个说法：凡是尝到过‘绝对权力，滋味的人，终生都会想念它。轻易也是不会自动放弃它的。以顾立源的经验和聪明，他当然一下就掂量出．我当时说的那番话，有许多搪塞和应付他的成分，他当然要不高兴。但，当时我们并没有上‘开吵’。我们毕竟都是有相当政治历练的人，毕竟也是多年来关系相当密切的老乡、朋友和上下级。尤其是我，说我是他一手提拨起来的，绝非过辞。我当然更不能动不动地就跟他‘开吵，。那么干，于情于理于礼，于场面上的规矩．也都通不过!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

    ……那天，两人勉勉强强地又聊了一会儿，祝磊见顾立源的脸色不像刚才那么尴尬和灰暗了，便劝说道：“老大，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顾立源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道：“别跟我来这一套。成熟不成熟，你就说你的吧。”祝磊低下头沉吟了一会儿，鼓了鼓气，说道：“我是绝对支持发展民营企业这个政策的。但是，我觉得对待民营企业和这些所谓的企业家们，也得遵照优胜劣汰的规则，让这些老板在历史进程中接受时间的汰选。真正优秀的，让他们强大起来，实在不行的，不能与时俱进的，就该淘汰一批……”说到这里，祝磊他发现顾立源的脸色又开始灰暗起来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往下说了，就赶紧收住了话头。他当时还真有点想不通。自己说的这些，并不是什么特别前卫、特别先锋的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生常谈”，也是顾代省长平时经常放在嘴头上来教育别人时说过的话。为什么到这会儿，他自己就完全听不进去了呢?当时祝磊也想到过这一点：难道顾和饶之间真的存在着什么非比寻常的私谊，或……或“猫腻”?但这念头也只是像电光石火似的，一闪而过。他想的更多的是，顾这个人啊，太讲义气，太放不下老朋友之间的那点感情，太把老朋友的事当一回事……

    话说到这儿，本来是要结束了。因为顾立源突然收拾起他的烟盒和打火机，一声不吭地板起脸，都起身往外走了。祝磊有些发慌了，忙叫了声“顾省长……”并紧随着顾立源，亦步亦趋地往外走；走到外头的门厅里了，他又赶紧说了一句，“我没说就不给饶总想办法了嘛。”语调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点哀恳的味道了。

    顾立源站住了。脸色虽然依旧是那样的峻急，但如果这时祝磊更聪明一点，继续说两句顾爱听的话，先把他太太平平地打发走了，这“头寸”到底该不该去整、到底上哪儿去整、又能整多少……完全是可以“另说”的嘛。先答应下来，然后再慢慢地推托；先答应下来，然后再寻找机会推辞；先答应下来，然后……然后，转过脸来就装糊涂，用一句“是吗，我当时答应过你吗?你听错了吧?”来不认这个账。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可是经常发生的。这就叫“周旋”。没有“周旋”和“妥协”，就构不成千百年来全部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技巧，也就造就不了全部历史生活的光怪陆离和诡谲绚丽。这一点，不管是祝磊，还是顾立源其实都是懂得很透彻的。但有时就是做不到。接下来，祝磊居然慌慌张张地、同时也是很不得体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当前，中央正在通过金融工委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中纪委也把金融行业的问题列为今明两年工作的重点……要搞到这么大一笔头寸，恐怕是有相当的难受的……”他完全是善意地提醒顾立源，但顾立源立即转过身来很严厉地给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我要你去顶风作案，祝副市长?”祝磊忙否认。可已经来不及了。顾立源就那样站在门厅里，指手画脚、劈头盖脸地一通臭训……让曹楠听到的，就是顾立源这一阵的吼叫声。

    祝磊当时真的非常委屈．也非常惊骇。他从来没有看到顾立源在自己面前如此失态过。事后，祝磊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所以，都不敢主动给顾立源打电话。大约一个星期后，顾立源给祝磊主动打来了一个电话，就那天他的“态度问题”，主动向祝磊道了歉，并且收回了要他为饶上都去搞“头寸”的那一番话。没再多说别的，甚至都没容祝磊也说上两句“道教”的话，就很客气地挂断了电话。对方的“客气”和“淡漠”．让祝磊更加地不知所措，越发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他后来主动托人给顾和顾的秘书捎话，要去看望顾，去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和心情，但颐都以种种理由，很客气地一一拒绝了。这让祝磊更加寝食不安。应该说，这也是后来促使他答应那位张秘书，帮着去送“职工股”的一个重大诱因——自己跟省委常委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关系搞碍如此僵，如果再不设法做点什么事去补救，将来想递补为市长．那就真的是难上加难了……

    能说是“一念之差”吗?人们常常用这四个字来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开脱(或减轻)责任。但又不想想．这“一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造成全部灾祸的这“一念”，难道也纯属偶然的“一念之间”吗?祝磊材料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是对张秘书设套“陷害”他这件事所做的一点分析。他的结论非常简单明了，他认为这件事，就是饶上都策划指使的。他的理由有三。一，这位小张秘书和饶上都有表亲关系。他的表姐，曾跟饶上都相好多年。二，事发后(这个“事”，是指张秘书劝说他带着陶里根那家铝业公司某位老总去给某省委领导送职工股，而并非指他开枪杀害张秘书)，祝磊利用自己还在常务副市长位置上这个条件，曾让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侦查科的同志调出事发前后那几天张秘书的移动通讯和固话通讯记录，发现就在这两三天里，他和饶上都联络十分频繁。三，枪击案发生当日，他找张秘书谈话。他希望这个年轻人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一颗赤心全对苍天，为他作证，他只是为陶里根那家铝业公司的那位老总“引见”了省里的那位领导。在整个过程中，他连那职工股票据是什么样的都没见过一眼，更别说得到了它们。这一点，小张秘书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在全过程中，一直跟他在一起。这件事本来还可以由铝业公司的这位老总出面来作证，但不幸的是，在纪检委的领导找这位老总谈话时，他“突发心脏病”而“暴毙”了。而据查，这位老总突发心脏病的前一天晚上，饶上都曾找这位老总长谈过几小时。“枪击事件发生前的一个多小时，我的情绪已经变得空前的不稳定。”祝磊在材料中这样写道，“头一天我曾打电话给那位省领导，想先请他出来替我说说话，以证明，那天我只是起了个引见的作用，带着那个铝业公司老总见到了他以后，我和张秘书就知趣地离开了他的家。那笔数额达七十多万份的职工股，一直是由那个老总拿着的。最后它的去向、下落，我不可能知道。因为确确实实的，我和张秘书当时已经离开了现场。但是，让我非常震惊的是，那位省领导居然一口否认了此事。还说，那天根本就没有见到过我。我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电话了。从下午到晚上，我发了疯似的连续给他打了一二十个电话，他都不接。其实我并没有那个意思，要他承认那天是他从那个老总手里拿走了那七十多万份原始职工股。当时我不在现场，我和张秘书已经离开了他家。我没亲眼见到的事，绝对不会乱说。我只是请他证明，当时我没参与其事。我只是一个‘引见人’，一个不该去引见的‘引见人’。但他就是不接我的电话。我当时真的有点发慌了。七十多万份原始职工股，上市后的市值将高达四五百万元人民币。稍稍炒作一下的话，还可能达到**百万，甚至上千万。况且它又是职工股，原本是应该由广大职工享有的。侵吞职工股，就是侵吞职工的活命钱，更是罪加三等，民愤难平。如果我不能证明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清白的话，仅仅这一笔账，这一件事，无论在**上、精神上，还是政治上，我都将‘死无葬身之地’。而让我更感到绝望的是这位省领导。他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良师益友，也许在个性的呈现上我不能完全赞同和接受他的某些表达方式，但在人生理念、事业价值观的确定和追求等根本问题上，他一直是我永远不可企及而又一直在努力追赶的标杆儿。我怎么能想象，他会在这样一件简单明了而又性命攸关的大事上，会‘蓄意’地把我扔进这无底深渊。所以，当张秘书也坚称他不能证明我在

    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接触过那些股票的票据时．我的精神真的是崩溃了，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才酿成了后来的惨剧的发生……而那位省领导是谁，大概不用我再细说了。他就是我们的代省长顾立源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