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是一个啥事都敢干、啥话都敢说、在陶里根绝对是老子天下独一份儿的人。但自从调到省里以后，尤其是当了代省长以后，可以说，他好像整个儿都换了个人似的，方方面面都收敛了，慎重了，当然也不会去干那种“收编”哪个女孩为自己的“干女儿”那一类事了……

    下面，我将着重说说劳叔和我。当然，还会涉及那几位。特别是跟案子有关系的，涉及谁，我再连带着说说谁的事。到那时候，我会再说得详细一点儿。

    ……劳叔出事，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消息是李前主任告诉我的。事后我才知道，您给他打完电话，他随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了这情况。他知道，在我心里，劳叔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是真把劳叔当“父亲”来对待的。他也清楚，许多前辈和领导对我都不错，但是真正把我当“女儿”来看待和交往的，也只有劳叔。在电话里，他还告诉我，您将在第二天一早赶回省城向他汇报情况。他之所以要告诉我这个，是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在那天的上午，要由我陪他去医院检查身体。这样，我就得知了您向他汇报的准确时间和地点，才会那么准时准点地赶到那片白杨里去等候您。这里并没有别的机巧。

    听到劳叔出事，我当然心如刀绞。那晚，我差一点要连夜赶到陶里根去探个虚实。我不相信劳叔会出事。他这一生曾多次跟死亡擦肩而过。他这人乐于、也精心于处置自己的生活。我绝对不相信，像他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就这样“轻易”地离开这个他无比热爱的人世。一时找不到去陶里根的车，是我当晚没成行的重要原因。当然，如果我一定要找，我还是可以找得到的，我可以强令一些朋友，开着他们的私家车，把我送到陶里根。但我最后没下那样的决心，就是因为经过再三权衡，我觉得我必须留下。比起赶紧去探望一下已然出事了的劳叔，我觉得更重要的恐怕应该是怎么保证他在陶里根所做的那件“伟大”的事情能有一个合乎他愿望的结局。对不起，这里，我用了“伟大”这个字眼儿来界定劳叔在陶里根的行为，以后，我会向你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也就是说，当时我觉得，阻止您向李敏分汇报——如果阻止不了，也得向您及时发出警报，让您在向他汇报时有所保留。这是比任何一件事都要重要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您从陶里根、从劳叔那儿到底带回了一些什么情况，我也并不太清楚您当初到底又是带了个什么样的具体任务去陶里根见劳叔的，但我觉得．您代表省厅组织去看他，劳叔一定会极其认真地对待您的：我知道，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劳叔一直感到很孤独。他不止一次向我讲过他的这种“痛苦”。多少年来，他虽然有时在单位里表现得很“孤傲”，很“不驯服”，很“特立独行”，让一些领导总觉得他是个刺儿头，不敢、也不愿意重用他。其实他这人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一生都“在组织”，“在集体”。从他的内心来说，他特别看重这个。组织”和“集体”。也就是说，他既像当代的许多年轻人那样．非常讲究“自我”，追求着一种“自我”，但他又特别看重“集体”和“组织”，尤其在“计较”着这个“组织”和“集体”对待他的态度。这是他一生做人最大的矛盾所在，也是他始终更改和泯灭不去的“人生烙印”。因此，组织上一旦派人去看他，他一定会十分的兴奋和激动。虽然表面上他仍会表现出某种矜持，或冷漠，但实际上他会是感激的。所以，我相信在出事的最后一刻，如果他明显预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再活下去了，他会跟您说一些他不能跟其他人说、也没来得及跟任何人说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我觉得恰恰是不能让李敏分知道的。

    “为什么?”邵长水问，“劳爷的死，跟这位李前主任有关系?”

    “那倒不是……”曹楠迟迟疑疑地答道。她的迟疑让邵长水觉得，这里头可能还隐着什么难言之隐。

    “那是什么问题?”邵长水又问。

    “……”曹楠又迟疑了一下，深深垃吸了口气，这才又往下说道，“他从来就没支持过劳叔．一直对劳叔去陶里根的行为表示不理解，甚至觉得他这么干，特别幼稚．特别的不成熟……”

    “这很正常，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赞或蒡爷这么干的。包括我们机关里的那些同志，都对劳爷的做法表示不理解。我想他们都不会同意你把劳爷去陶里根的行为说成是一个什么‘伟大’的行为。”邵长水说道。

    “所以你们……”

    “我们怎么?”

    “没怎么……”

    “所以我们跟李敏分都是一路货。是吗?那天晚问还发生了什么事?我相信你不会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大清老早地赶到李敏分家来堵我的。”

    “是的，那天晚上我还跟李敏分大吵了一场。”

    “你跟他干仗了?”

    “是的。狠狠地干了一仗。”

    “为什么?”

    “您老说我大清老早地赶到那儿去堵您，其实不是……您见到我的时候，我脸色是不是特别难看?”

    “是的……”

    “那天，我根本就不是赶过去的，干脆就是在那白杨林里待了大半夜。”

    “怎么回事?”

    “那天，李敏分给我打完电话后，我就去他那儿了。当时我的确非常难过。我没法独自待在码头街那个小屋里，我急着找车想去陶里根。他把我狠狠骂了一通。他说你去干吗?添乱呢?我冲他大声喊叫，说在劳叔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没能帮他一把。现在劳叔死了，让人谋害了，我要去看他。他也冲我喊叫道，你怎么知道他是被谋害的?别乱说一气。你给我冷静一点。现在人都已经死了，哭有啥用?喊叫又有啥用?然后他就把劳叔狠狠数落了一通，说他压根儿就不该去陶里根出这个风头。说他的死，压根儿就不可能是谋杀。他说我其实并不了解劳爷。他说他总想跟别人不一样。磕磕绊绊过了这一生，一直都没真正吸取教训。因为没能充分实现他自己的这种‘不一样’的追求，到后期，他内心都有些变态了。所以，很难说得准，他这个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听他这么说，我完全忍受不了了，就跟他干了起来……后来他索性说我也是个变态。我就跑了出来……”

    “然后……然后……你就一晚上没回码头街?”

    “是的……我走到大街上……然后又回到白杨林里……回到白杨林里，然后又走到大街上……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去敲李敏分家的门，想告诉李敏分，劳叔肯定是被人谋杀的。在他被害以前，我们没能制止这样的谋杀，没能从根本上帮助他。现在他死了，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救救更多像劳叔一样的人……但是每每走到李敏分家门前，我伸不出手去再敲他的门=我害怕再看到他说劳叔内心变态时的那种眼神，害怕再看到他说我也是个变态时，眼睛中包含着的那种轻蔑。”

    “你就这样在外头整整转了大半夜?”

    “是的……”

    “……你可真是劳爷忠心耿耿的好‘闺女’。有你这么个好‘闺女’，他老人家死也闭得上眼了。”

    “可那又有啥用呢?”

    “好，我们既然已经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么我想直截了当地问一句，为什么你会那么肯定地认为劳爷是被谋杀的?你拿到什么证据没有?”

    “没有。”

    “那你做出这样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劳叔在事发前一个多月．就对我说过。他说，假如有一天他在陶里根突然出事，那一定是被谋杀的……”

    “他说了理由了吗?”

    “没有。”

    “你也没追问他?”

    “我问了。”

    “他怎么回答你的?”

    “他说，你不该知道得太多。知道得越多．对你越没好处。”

    “你就没再往下问了?”

    “他都这么说了，我还问啥?”

    “可是……你应该知道，在出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在陶里根已经停止所谓的调查活动了……对谁也构不成威胁了……”

    “是的，他跟我谈过这一点。他说他必须要转向了，否则在陶里根就待不下去了。”

    “他没转向前，人家都没谋害他；转向后，为什么还要谋害他呢?”

    “这大概就跟我有关了……”

    “怎么又跟你扯上了?”

    “后来我如果不把祝副市长写的那份材料交给劳叔，他就不会出这样的事。”

    “你的意思说，那些人害他，是因为他藏着祝磊的那份材料?”

    “是的。劳叔跟我说过，材料转到他手上后，有人匿名给他打过电话，威胁他，让他把材料交给他们。”

    “那些人怎么会知道这份材料到了他手上的呢?当时不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这档子事吗?”

    “是的……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这些家伙怎么会知道材料转到了劳叔手上的呢?想得我都快疯了。头疼得跟要爆炸似的，一下子吃三四片止痛片都止不住……”

    “你跟另外的谁说过这事儿没有?”

    “你想，我能到处去乱说吗?”

    “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曹楠把头低了下去，脸上同时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恍惚不定的神情。

    “你一定跟谁说起过这档子事……对不?”

    “真的很难想象……”

    “不管是能‘想象’，还是不能‘想象’，请你实话实说地告诉我们真相。”

    “有一回……有一回……很偶然的情况下，我跟李前主任说过这档子事。”

    “你不是已经跟他大吵了一场吗?怎么又跟他扯这个?”

    “不，那还是大吵前的事：当时劳叔还没出事哩。对于李敏分，其实我一直是挺尊重他，也挺信任他的，如果说，在我心里，我一直把劳叔当父亲一样来看待，那么，这位李前主任在我心里，一直是我走出校门后所遇到的、也是我久久敬奉的第一位人生老师。我认识他的时候，才十**岁，完全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小女孩。心里充满着自我憧憬，而且也只存着这些自我憧憬=而这位李前主任，既是干部世家，又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且博学多闻，涉世又深，难得的是心地善良，还很会办事．在省城拥有一个相当广泛而又可靠的人际关系网。他的成熟、从容和丰富的阅历，还有他能如此平等地对待我这样的小辈，就必然让我觉得他这人充满了魅力。再加上这些年，人际关系中真诚的成分越来越少．机巧和利益的成分却相对在增加。这种变化往往会给一些像我这样刚进入这社会的女孩造成许多的茫然和惶惑。在这个坎节儿上．如果能遇到这样一位大男人，他不仅体贴大度、又在跟你近距离的接触时还能懂得自律，你当然会把他奉为‘老师’．而且还暗自感到欣慰和幸运，甚至还会产生一种‘成就感’：请你们别嘲笑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错觉的产生，很可能跟人们常说的那种女孩一般都摆脱不了的依赖性和虚荣心有关……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去李敏分家。我喜欢听他谈天说地。我也感到，有我在那儿，正如他后来经常对我说的那样：‘他那个萧瑟的白杨林和沉闷的木刻楞大屋就有了太阳和月亮，就显得异常的生动和温暖。’这一点，其实也让我挺有成就感的。他不太会说笑话．但他却有许多难得的回忆。关于他自己、他父亲、他妻子、他的白杨林、他收藏的那许许多多古董和书籍，特别是关于他的这个工作圈子、他那些上级下级战友哥儿们姐儿们……他只是很少说到缝的儿子．也很少说到他的母亲。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很少提及他的母亲．但能让我非常明显感觉到的是，他总在刻意地回避谈及他的儿子。他结婚早，相对他的年龄，他不该有那么大的一个儿子，但他偏偏就有了。儿子的性格像他妈。用李敏分自己的话说，这儿子从小就不拢他。人家的儿子是小时候不喜欢父亲，到大了都会比较尊重父亲。但他这个儿子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为止，都跟他不亲。不仅谈不上亲近，甚至都谈不上接近。‘啥原因?不会不是您亲生的吧?’有一回我还跟他开过这样的玩笑。‘照你这么说，他是隔壁张木匠的种了?可我们家隔壁就没住过张木匠啊!’他笑着这么回答我。但接下来，我就发现他的神情会很快变黯淡了。儿子对他有意的疏远和‘蔑视’，的确是他心里永远的一块痛。正因为这样，他常常会呆呆地看着我，突如其来地说上一句：‘我真羡慕你爸。他只生女儿，而没生儿子。“那我爸还羡慕您哩，只生儿子，没生女儿。’我就这么笑着反驳他。然后他就叹口气，摇着头，再不说什么了……他那缺少亲情的生活，也使我越发地‘可怜’他，越发地愿意去接近他。”说到这里，曹楠稍稍停顿了一下，小小地啜了口茶，然后又说道，“吵过那一架后，虽然还常见面，但我的确有一段时间就没再去他家了。后来还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约我到他家好好聊聊。他想听我弹弹钢琴。其实我的钢琴弹得并不好，只是在五六岁的时候让爹妈逼着学过几年，后来也就放弃了。当然，弹个小曲什么的，还是可以的。有一回我弹琴的时候，突然感到他在我身后贴着我，离我很近很近，都能让我强烈感觉到从他身体上发出来的那一种男人的炽热和气息。而且他的那只同样炽热的大手，一动不动地放在我瘦弱的肩头上。以前他有时也会偶尔地拉拉我的手，摸摸我的脸，或者开玩笑似的搂我一下，但从来没有像这一回那样，让我震动和战栗。当时大概因为我正在键盘上跳动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停顿了一下，而且整个人都变得僵直了，不知所措了，让他感觉到了我内心那种异常的反应，他的手也颤抖了一下，随即他的身体便离开了我，然后又顺势把手收了回去。当时如果我顺势往他身上靠那么一下，我想事情会出现另一种走向的。然后我就找了个借口，很快离开了他家。也许是让他感觉到我不喜欢这样过分的亲昵，以后再没有‘碰’过我。这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尴尬。有时我还故意跟他‘撒撒娇’，拉着他的手说点什么。但他再也没有那样接触过我。

    “……有一回我俩就这样默默相对坐着，看到他故意疏远我的样子，我真的有一点过意不去，总想告诉他一点什么事儿，表示我对他的信任。后来我就跟他说了这份材料的事……”

    “他当时有什么反应?”邵长水问。

    “他当时整个儿都愣那儿了，都不相信我说的是真事儿。直到我一点一点把事情的全过程说清楚后，他才信了。”

    “那么，有可能是他把消息透出的吗?”这时，邵长水忽然想到拓片在自己家失窃，关系人中好像也涉及这位李前主任，便这么问道。

    “我不愿意这么想……”

    “现在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要搞清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一直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直到那天劳叔出事，晚间和他大吵以后，我突然觉得，劳叔的死跟这件事很可能是有关系的……”

    “那我一开始问你李敏分跟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关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没关系?”

    “……”她歉疚地低下头去，没有正面来回答这个“为什么”，过了一小会儿才又补充道，“这也是我第二天一早要拦住您，希望您在向他汇报时要有所保留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担心您把一些真实情况连锅端给他了，说不好还会……闹出什么更大的事来……”

    “你可真行，南京到北京，绕出这么一大圈儿去，才说到这么个实质性问题上。”

    “对不起……”她又惶惶地道了个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