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七天。邵长水和他的助手们还是没能破解了这堆英文字母。甚至找到工大一位专门研究数论和博弈论的教授，整整向他请教了一个晚上，后来经赵总队同意，又把那些英文字母留在教授那儿，让他关起门来研究了两三天，也没整出啥名堂。最后教授无奈地说，如果你们仍然坚持认为它是个“密码”，我就只能这么说了，编制这个密码的人，如果不是这方面的天才，就是一个完全不懂这一行游戏规则的“野才”。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使用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密码”，只是借用了某一种代码系统的编码方法，在使用时，把那个系统的专用符号转换成了英文字母而已。因此，只要能知道他使用的是哪种代码系统，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真是废话。我要知道劳爷用的是哪一种“代码系统”，还用得着来劳您大驾吗？这话，邵长水当然只能在自己心里嘀咕，大面上他还是非常谦虚地请教道：“依您看，他有可能使用了哪种代码系统？”
“这就不大好回答了。我不是研究代码的专家。而且，世界上已经和正在投入使用的代码系统多得一塌糊涂。”带有浓重南方口音的教授谦和地回答道，“但我倾向于从日常生活能接触到的那些代码系统中去寻找对应的破解路径。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不会太复杂。”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它当初的起始点：应该对问题进行简约化处理。但是，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寻找这个“简约”点呢？当今世界虽然缤纷缭乱，形形色色，但大略都可划归两大类型，除了“复杂”，就是“简约”了。而且这两大阵营之间也并没有划定绝对的界限。任何一个“复杂”相对一个更复杂的东西就是“简约”。而任何一个“简约”相对一个更“简约”的东西来说，它又可以说是“复杂”的。所以，只说是寻找“简约”，这范围还是太大太大。但教授的提示中，有一点却是很有启示性的：他说“我倾向于从日常生活能接触到的代码系统中去寻找对应的破解路径”，这里，“日常生活”这四个字非常重要。教授也充分估计到，这个“编码人”（邵长水向教授扼要地介绍了劳爷的基本情况，但按保密的要求，始终没跟他具体透露这人到底是谁），既然从来没接受过正规的编码训练，也没接触过这方面高深的理论，更不是这方面的专门从业人员，那么，他很可能是从他所能涉足的“生活领域”里，得到某种编码启示的。
也就是说，到劳爷的日常生活圈子里去寻找他可能接触得上的那个“代码系统”。
如果这个侦破思路是正确的话，那已经极大地缩小了应排查范围。应该承认，这个想法既具有重大的突破性，也具有重大的建设性。
邵长水把这个思路跟两个助手一说，当即获得了他们的认同。这是发生在第二个限期第六天晚上的事。因为离最后期限只剩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已经连续奋战了十来天的他，不顾疲劳，连夜去找到赵总队，当面把这新获得的思路向赵总队做了详细汇报，希望能得到总队方面的“宽限”，再给点时间，让他们再做一次努力。哪怕是最后一次努力也行。
听完邵长水的请求，赵总队没有马上答复；只是低下头，沉吟了一会儿，突然惨然一笑道：“想法倒是挺好。不过，晚了……”
“不能算晚嘛。”邵长水赶紧申辩，“还没过最后期限嘛。通过前一阶段的工作，我们抓住了一个新的侦查方向。这也算是阶段性成果嘛。如果领导觉得我们新确定的这个侦查方向还是有点希望的，再给点时间也不为过。”
“……”赵总队定定地打量了一下邵长水，他那多肉宽大的脸庞上突然显现出一种少见的僵硬和无奈的神情，给人的感觉，他似乎是有话要说，又似乎不忍心在这节骨眼儿上把这话说出来打击对方似的。就那样，仍看得出，这一刻他内心相当矛盾地挣扎了一下，然后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说道：“这样吧，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来。半个小时。不会太长。反正，我没回来前，你别动窝。一定等着我。”
邵长水知道赵总队是要就“宽限”问题，当面去请示更高的领导。
半个小时过去了，赵五六没回来。又过了半个小时，还没回来。邵长水有点急了。经验告诉他，在领导那儿扯皮的时间越长，说明遇到的麻烦越大。又过了一会儿，赵总队果然一脸沉重地走了进来，坐下后，稍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绪，细心地斟酌着用语用词，对邵长水说道：“今天你不来，我原本也是要找你当面谈的。这一阶段，你干得挺不容易。甭管是在陶里根，还是在会战指挥部，还是在武警培训基地……干得都挺努力。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情况，组织上是了解的。现在的问题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就得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现在的新情况是，上头决定撤消有关‘劳东林同志非正常死亡’的一切专案调查……”
邵长水的心狂跳起来，忙问：“撤消一切调查活动？包括我们这个解码小组？”
赵总队平静地答道：“是的。包括你们这个解码小组。上面要求立即将这个决定传达到相关的每一个人员，而且还要求，从传达的那一刻起，该决定就立即生效，不得有误。”
看来情况真的是“相当严重”、“相当紧张”了。而且，很明显是骤然间变得“严重”和“紧张”起来的。一个多小时前，赵总队的口气还没这么生硬和沉重嘛。这一段时间里，上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使得“风向”一下子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
到底怎么回事？
政治上非常成熟老到的赵总队，当然是不会向自己的部下进一步透露这方面的详情和细节的。
如果仅仅是撤消专案复核，那倒也罢了，上边会不会再进一步追究这个“谋杀”论首议者的责任？如果要追究，会不会追究到他邵长水头上来？这是这一刻邵长水最关心的事。
那么，现在该不该抛出那个“拓片”来为自己“正名”了？
邵长水的脑子飞快地旋转起来。在急速地权衡一番后，他果然冷静了许多，觉得在抛出那个“拓片”前，还得搞清楚一个情况，那就是总队和省厅领导目前对自己的态度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有变化，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变化。到这时候，邵长水当然已经比较清楚地意识到，“劳爷事件”只是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