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是个大问题，不能等同于水利上的以资代劳和修环城路时的市民捐款。出点钱，捐点款，就算他不情愿，也不过骂两句娘。而涉及到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搞不好他会和你拼命哩。”
曹务平不禁有些困惑，盯着吴明雄问：“吴书记，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胜利矿的改革试点就不搞了？”
吴明雄摇摇头说：“务平，我是建议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把我们的方案尽可能搞得圆满一些，不是说不搞。不改革，像胜利矿这种单位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只是，我们千万要记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搞任何改革，都不能以牺牲稳定为代价，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不流血的革命，演变成流血的动乱。”
这时，肖道清说话了。谁也没想到，这两年除了自己分管的计划生育和工青妇范围，对啥事都不表态的肖道清，这一次对曹务平的改革方案竟持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
肖道清说：“我看，务平同志的这个方案还是切实可行的。对胜利矿，大家都很清楚，除了痛下决心，进行这种断绝后路的彻底改革，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几年来，输血也输过，拨款也拨过，会开了无数次，办法想了无数个，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吴书记有些担心，怕出乱子，我倒觉得不会出什么大乱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胜利矿的工人们这几年待岗待怕了，现在搞全面联采，有活干，有钱挣，工人同志们一般来说会心满意足的。就算万一闹出点意见，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煤矿嘛！还能闹出什么了不得的大名堂？！在这方面我就有过判断失误嘛。当年南水北调工地上，水长县13000民工停工，我以为要动乱了，可事实证明，根本没有什么动乱，陈忠阳同志一到场，马上处理掉了。”
吴明雄仍坚持说：“这不一样。当年水长是一时一事的突发**件，而今天这个胜利矿，是涉及到8500多人根本利益的大事，真闹起来，就会没有休止，甚至会闹到省里去。所以，我的意见还是不要急于定，大家还是就务平同志的这个方案多听听不同意见为好。”
吴明雄一锤定音，第一次常委会没就胜利煤矿的改革方案形成任何决议。
当晚，肖道清很难得地打了个电话给曹务平，说：“务平呀，今天你看出吴明雄的另一面了吧？！他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无私无畏？不太对头吧！对胜利矿，明明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连我这种靠边站的局外人都看出来了，吴明雄会看不出？他反对你的方案是什么意思呀？”
曹务平知道肖道清自从坐了冷板凳之后，对吴明雄怀恨在心，两年来一直在背后搞吴明雄的小动作，怕被肖道清钻了空子，便淡然说：“吴书记也不是反对我的方案，只是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嘛。”
肖道清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务平老弟呀，你这就不懂政治了吧？你到现在还没看出来么？这个老同志还想往上爬呀。你想想，他马上要到点了，退二线往哪退呀？还不是想往省里退么？这几年，他吴明雄用咱平川人民的血汗，挣下了自己的赫赫名声，能不想着到省里弄个副省级玩玩？他既想弄这个副省级，还有心思再干事？我和你说到底算了，你这辛辛苦苦搞下的方案，就先锁在抽屉里吧！啥时等吴老头搂着个副省级退下来了，你再去干吧！”
曹务平严肃地说：“肖副书记，我看你也是太过分了！就算吴书记不同意这个方案，也自有吴书记的道理，什么往上爬？什么副省级？你这是和我谈工作，还是在背后搞小动作？！”
肖道清在电话里冷笑起来：“我搞什么小动作？现在，我可以严肃地和你说清楚：鉴于吴明雄现在这种很不健康的精神状态，你不要指望这个方案能通过！就算你曹务平是他的亲儿子都不行！我可知道这个老同志的狡诈了！他既不会让你把这份改革的功劳抢到手上，也决不愿为你主持的改革试点担一点风险！人家现在准备功成身退。你懂不懂？！”
说罢，肖道清把电话挂断了。
这让曹务平心里很不舒服……
然而，胜利矿的改革方案最终还是在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
是在胜利矿矿长兼党委书记肖跃进、矿党委副书记姚欣春到场列席的情况下，综合了市人大、市政协的修改意见后才通过的。
通过的改革方案明确了胜利煤矿保持县团级原待遇不变，肖跃进兼任民郊县县委副书记，主持胜利矿的日常工作和生产。为不造成胜利矿干部工人可能产生的抵触情绪，对庄群义的组织安排留作下一步考虑，现阶段庄群义仅以经营副矿长的身份主管生产资金的组织和煤炭的营销。
通过这个方案时，吴明雄确是迟迟疑疑的。
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吴明雄又把曹务平单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和曹务平语重心长地交待了一番，要曹务平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如何，绝不可激化矛盾。吴明雄甚至明确地对曹务平说，如果这个试点搞不下去，随时可以停下来。试点毕竟是试点，希望成功，也允许失败。
曹务平觉得吴明雄像换了个人似的，便稍有不满地抱怨说：“吴书记，搞水，搞路，搞城建，您多大的气魄呀！咋在胜利矿搞一个于工人于国家都有好处的改革试点，您这么担心？您老让我解放思想，放手工作，咋我一放手工作了，您就怕起来了？”
吴明雄笑了，拍着曹务平的肩头说：“务平，你说我个人怕什么？我今年已经59岁了，再有半年就要退下来了。我担心的还是胜利矿干部工人不理解我们让他们吃上饭的苦心，闹出乱子来。现在的局面那么好，如果出现几百、千把号人到市委、市政府门前来静坐上访，社会影响就不好了。”
曹务平不由地想
起了肖道清的电话，愣了一下，问：“吴书记，您是不是能和我说句心里话？您是不是觉得自己年龄快到了，就……就不愿再像过去一样为咱平川，为咱的改革大业去拼一拼了？就想功成身退了？吴书记，我这么问，您千万别生气，我敢这么问您，正是因为我尊敬您，把您当做我的榜样，才在这种纯属私人的场合直言不讳的。”（108）
吴明雄没生气，可也没回答曹务平的话，反问曹务平：“务平，你多大了？”
曹务平说：“吴书记，您知道的，我今年43岁，比肖道清小两岁。”
吴明雄若有所思地说：“43岁，这就是说，到60岁，你还能干17年。这17年可不简单哪，是最成熟、最富创造力的好时候。如果我吴明雄是四十三，而不是59岁，我该能再做多少事呀！”
曹务平心里有些难过，便说：“吴书记，要是您真不放心，我看就把这个方案再摆摆，等过半年后再考虑吧。”
吴明雄一怔，说：“咋？等我退下来，让你们这帮年轻人去担风险？你这个曹务平呀，真是把我老头子看扁了哩！不管有多大的风险，只要它是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从改革的大局出发，我吴明雄都敢担！我还是那个话，在我吴明雄任平川市委书记期间，决策上出了问题全算我的，我是一把手。”停了一下，才又恳切地说，“务平同志，你就大胆去干吧。张大同的纺织机械和田大贵的康康集团不是杀出一条血路来了么？也许……也许胜利煤矿熬过今天黎明前的黑暗，也能杀出一条血路哩！”
这让曹务平挺感动的，吴明雄还是吴明雄，肖道清的挑拨离间实在是可恶而又可笑的，于是，便点点头说：“好，有您老书记和大家的支持，我就尝试着改改看吧，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及时把步子慢下来，或者停下来就是。”想了想，最终还是把肖道清挑拨离间的话和吴明雄说了一下，要吴明雄注意一下肖道清的非正常举动。
吴明雄轻蔑地一笑，说：“这个人我看是不可救药了。这两年来，他哪天不在搞小名堂？这回大概又嗅到什么好闻的气息，自以为有什么空子可钻了！可我们还是按过去的办法办，不睬他，不管他，我们的决策和决策的实施，仍然不要受他的干扰和影响！”
曹务平说：“不过，这次和以往不同，我确实觉得有些意外哩。我可真没想到，肖道清的观点会一下子变过来，竟会主动支持改革，反过来利用胜利矿的改革试点，在背后四处搞您的小动作。”
吴明雄摇摇头说：“务平同志，你错了，肖道清这个人从来就没有观点，没有信仰，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变。我是越看越清楚了，这个年轻人除了他自己的一己私利，再没有别的什么。算了，我们还是不谈他吧！”
后来，吴明雄又提起了曹务成找曹务平打官司的事，笑着说：“这一阵子，你曹市长可是够忙的呀，听说还做了被告，是不是呀？亲弟弟告亲哥哥，真是一大新闻了。告的也算一绝，不是好人告坏人，而是坏人告好人。务平呀，你看有没有必要让市政法委干涉一下呢？”
曹务平沉思了一下说：“吴书记，我看还是先不要干涉吧。我想过了，这场官司打一打也好，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完全理清了我曹务平和他曹务成的关系，让全市人民都看到，曹务平和曹务成不是一回事；其二，不论官司输赢，我们都可以提醒一下司法界，让他们注意到我国法制仍不健全这个事实，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况下的法制建设。”
吴明雄点点头说：“好，你这想法不错。我的意见是，这两个目的要达到，你这个常务副市长和我们的工商局还都不能输，市政法委还是要过问。务平，你别搞错了，这场官司可不是你们曹家的私事呀！”
每逢夜深人静，无须再装出一副动人的笑脸应付什么人时，肖道清就会近乎悲壮地想：自己的双重生命，**生命和政治生命都是充满活力的，它能接受任何挑战，任何磨难，任何挫折，决不会轻易被谁摧垮。他肖道清不是个在官场角斗中跌几跤就会摔散骨头的懦夫，更不是个仰强敌鼻息随风倒的应声虫，而是个在忍辱负重的艰难环境中仍然敢于孤军作战、善于孤军作战的英勇战士。
是的，在和吴明雄的角斗中，他一次又一次失败了，有时败得还很惨，很没面子，甚至连过去那么信任他的老领导谢学东，连平川市委的所有常委们都和他疏远了，但他仍然坚持战斗。近两年来，他几乎没放过任何一次向吴明雄开战的机会，打不了正规战，就打游击战。
是他肖道清指使自己老婆趁着一个黎明，在环城路没有什么过境车辆的时候，把空荡荡的路面拍下来，通过一个朋友寄到境外的《美洲日报》上去发表，骇人听闻地提出：“经济欠发达的平川是否需要这个长达60公里的庞大足球场？”
还是他肖道清，拿着南水北调二期工地上民工劳动场面的新闻图片，局部放大后，在香港报纸上发了出来，标题更吓人：“平川人民布满血汗的伟大脊梁，扛起的是平川地方党政官僚伟大的虚荣！”
在研究胜利矿改革试点问题的第一次常委会上，肖道清又发现了自己进行游击战乃至正规战的机会，当场作出支持曹务平的决定。肖道清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事情很清楚，胜利矿的改革试点风险很大，甚至可以说是无限大。作为分管工会工作的市委副书记，他肖道清太清楚工人们的思路了。可正因为如此，他才要支持一下曹务平，让这个现在已变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常务副市长于无意识中拿起吴明雄的矛去攻吴明雄的盾。吴明雄不是有胆量、有气魄吗？不是口口声声要深化改革吗？那么，就请你在胜利矿试一试吧，看看8500名中国产业工人如何教训你们这帮高高在上的官僚！
这结局其实很明白，不管吴明雄怎么选择，他在选择之前，就已经输定了。真这么干，8500名矿工必然要和吴明雄、曹务平拼命，很可能会闹到省里，闹到钱向辉和谢学东面前。
市里作的决定，工人们自然不会再到市里来群访静坐，而会南下省城找省委，在省委门前静坐。而若是不干，吴明雄的盾就被曹务平的矛攻破了：你吴明雄也不过如此，为了功成身退，为了最后再往上爬一下，一个煤矿的改革试点都不敢搞！你还瞎吹什么？！这也必将引起曹务平、束华如和许多常委的不满。
吴明雄也真是胆大包天，在这一点上，就是作为对手，肖道清也服气。吴明雄明知此事有风险，自己都已在第一次常委会上把风险因素说出来了，可还是在今天上午这第二次常委扩大会上主持通过了曹务平的试点方案。
这真让肖道清欣喜异常。
下午，在陪同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秦主任到民郊县检查工作时，肖道清当着秦主任和民郊县女县长巫开珍的面，在民郊县政府给吴明雄挂了个电话，适时地收回了过去给予曹务平改革试点的支持，口气十分忧郁地对吴明雄说：“吴书记，我又反复想了一下，觉得胜利煤矿改革试点的风险还是很大呀！你在头一次常委会上讲的意见很有道理，体制问题是大问题，不同于水利和道路上捐点钱，闹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会闹到省里，甚至闹到中央。”
吴明雄冷冷地问：“道清同志，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上午刚通过的决定，吃了一顿中饭，几个饱嗝一打就变了，再把决定收回来？这严肃吗？”
肖道清忙解释说：“吴书记，我没说要把决定收回来。我的意思是，我好歹也还是平川市委的负责人之一嘛，既然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就得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光明正大地把它说出来。”
吴明雄责问道：“肖副书记，你光明正大吗？在第一次常委会结束后，你打了几个电话？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还要我吴明雄进一步给你挑明吗？今天你提出的风险问题，真是刚想出来的吗？我请你注意了，不要搞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那一套！更不要老想着将别人的军！这很不好！”
肖道清脸面上和口气里一点愧色没有：“老吴，我也可以和你说明白，我打过的几个电话都是谈工作。作为一个平川市委副书记，我有权力、有义务在任何时候找任何同志讨论工作问题。我现在打这个电话给你，仍然是和你讨论工作。我再声明一遍，请你记下来：我现在，也就是1995年12月11日下午4时55分坚定不移地认为：胜利煤矿的这个改革试点目前不能搞，条件不成熟，这是我在经过反复思索后得出的结论。如果你本人和常委会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将不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吴明雄火透了，在电话里的吼声连省计生委的秦主任和女县长巫开珍都听得清清楚楚：“肖副书记，我看你又利令智昏了！你真以为你阴一套阳一套就能影响得了一个**平川市委吗？你说干，这个市委就要干；你说声不干，这个市委就要停吗？我真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现在我也和你说清楚：**平川市委通过这个改革试点方案不是你肖副书记逼出来的，日后出了任何问题，也不要你肖副书记负任何责任！我吴明雄和平川市委的其他常委们从来没指望过你肖副书记负什么责任！这总该让你满意了吧？！”
肖道清当然很满意，他已把一头暴怒的老狮子推进了必将有灭顶之灾的巨大漩涡。更绝妙的是，在把老狮子踹下漩涡后，他肖道清光明正大地道明了自己对于漩涡的清醒认识，仍保持着一个清白的、不犯错误的光荣记录。
然而，放下电话，在省计生委秦主任和巫开珍面前，肖道清却做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说：“我们这个吴书记，太固执，太专横，对同志之间的个人成见也实在是太深了！”长长叹了口气，又摇摇头说，“我对这个老同志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巫开珍对肖道清的话不作表示。
不了解平川情况的秦主任却议论说：“可能是平川名声大了，吴书记自己的名声也大了，就不把同志们放在眼里了吧？其实，这不好，很容易犯错误哩。”
这时，别说曹务平、束华如、吴明雄，就连料定要出事的肖道清都没想到，事情竟会闹得那么大，竟是一场轰动全国的大风波，而且，想阻止都来不及了。18个小时后，即1995年12月12日上午10时许，平川市胜利煤矿1800名矿工不满改革试点方案，一举涌上京广线集体卧轨，致使连接中国南北两个特大城市的京广铁路运输中断2小时零37分，打乱了全国铁路的正常运行，酿发了震惊全国的“12·12”事件。七十一
后来中央和省委的调查证明，胜利煤矿“12·12”事件发生时，平川市委、市政府的改革方案不但还没有开始实行，也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仅在12月11日晚上胜利煤矿矿级干部联席会上，由矿党委书记兼矿长肖跃进按曹务平的要求先吹了一下风。吹风时，两个副矿长和一个总工程师反应就很大，指责肖跃进卖矿求荣。列席了市委常委扩大会的矿党委副书记姚欣春，也就对除肖跃进之外其他矿级干部的职级安排提出了异议，那口气好像也想弄个民郊县委副书记当当。
吹风会吹出了这么多矛盾，肖跃进不敢大意，先要求与会者严格保密，不得把会上的内容和争执透露到其他干部群众中去，同时，会一散，连夜打电话给正在市里开市长办公会议的曹务平汇报情况。
曹务平很恼火，要肖跃进通知所有胜利煤矿的矿级干部，第二天，也就是12月12日上午8时，到市政府二楼会议室开会，由他和市委常委、民郊县委书记程谓奇一起主持会议，正式向胜利煤矿的矿级干部们传达市委指示精神。
为防止可能出现的突发**件，曹务平要已列席了常委会的肖跃进和姚欣春都不要来了，密切关注矿上8500名干部职工的情绪，作好必要的解释和说明，随时和市里保持联系，绝不能出现赴市群访。
到这时候，曹务平想到的最严重后果，也只是吹风会上的信息由心怀不满的干部透出，几千人拥到市内进行群访静坐，怎么也没想到近在咫尺的京广铁路会被卧轨切断。
这种疏忽带来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12月12日是胜利煤矿全矿发工资的日子，参加正常生产的工人不用说，就是平时待岗的工人也来领工资了。有些奇怪的是，过去待岗工人大都是在下午来，因为矿财务科上午从银行把钱拿出来，下午才可能发到工人手上。而这天一大早就有人陆续来了，到9点左右，矿党委大楼前的小广场上已聚了不下千把号人。
就在9点10分，原矿机修厂车间主任章昌荣和撤销建制的原采煤十区副区长王泽义，首先把一条白布横幅打了出来，横幅上写着“胜利煤矿是全体胜利矿工的胜利煤矿，谁也无权为个人私利卖矿求荣”。继而，又有些旧床单拼起的大幅标语出现了：“打倒工贼肖跃进！”“打倒昏官曹务平！”“胜利煤矿决不屈服！”“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的煤矿和饭碗！”
两面猎猎飘飞的红旗也在这当儿出现了，旗下越聚越多的工人们唱起了被他们改编过的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矿工，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胜利煤矿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矿工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肖跃进和姚欣春这时都在矿党委大楼二楼上，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当年在电影里看过的工潮镜头。肖跃进焦虑万分，先是打电话向曹务平汇报，后来就根据曹务平的口头指示，打开正对着人群的窗户，大声对工人们解释，说这个方案仅仅是方案，还在征求意见。然而，肖跃进话没说完，好多石块、酒瓶就从打开的窗户飞了进来，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砸得肖跃进满脸是血。
肖跃进任鲜血在脸上流，仍大声说：“同志们，大家都冷静一点！没有谁想卖矿求荣，矿上这几年来的处境，你们全知道。联采既然搞得这么好，就算实行全面联采，对大家也没有坏处呀！你们当中有没有联采队的同志？有没有？我敢肯定没有。他们不会过来闹，他们已经切实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好处！”
这时，又一只酒瓶飞了进来，准确地击中了肖跃进已糊满鲜血的脸，致使肖跃进颅骨折裂，当场昏倒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待他从昏迷中醒来，已是三天后的早晨了，该发生的全发生了。
也正因为肖跃进的昏迷，动乱中的胜利矿和平川市委、市政府失去了一个多小时的联系，事态的发展进入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9时25分，愤怒的矿工自发拥上矿党委大楼，砸毁了肖跃进的办公桌、文件柜，还在办公室的大门上用墨汁写下了“工贼老窝”四个大字。对倒在血泊中的肖跃进，竟无人去抢救。后来，在矿工们拥向京广线时，才有几个科室干部把肖跃进用矿山救护队的担架抬进了矿医院，肖跃进方能死里逃生。主持手术的医生说，如果晚送来半小时，肖跃进的命就保不住了。
面对失去了理智的矿工，党委副书记姚欣春吓得浑身直抖，语无伦次地反复解释，此事与他无关，全是肖跃进和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曹务平一手搞起来的，他是坚决反对的，而且最早的风声也是他冒着风险告诉大家的。
矿机修厂车间主任章昌荣和原采煤十区区长王泽义证明，情况确实是这样，姚欣春才得以从愤怒的人群中挤出去，一声不响地躲回了家，再也没露过面。
9时40分，占领了矿党委大楼的矿工们不知该如何进行下一步行动时，另一个对联采充满仇恨的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人就是河东村金龙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田大道。
田大道对河西村万山集团与胜利矿的联采仇恨了三年多，既恨肖跃进、曹心立，更恨庄群义。得知市里决定联采进一步扩大到全矿范围，田大道立即意识到自己集团的经济利益要受到重大影响。全面联采后，精明过人的庄群义再不会像过去国营胜利矿那样大方，对他的盗采乱挖让步。因此，一大早，田大道借口到矿上谈一笔井下矿用支架的转让，也到了矿上。
据田大道被捕后交待，发现矿工们占领了党委大楼，他和手下两个集团办公室的人，只是过去看热闹，并没有说什么，做什么。
司法机关拿出当时在场者的证言、证词，问田大道：“你没说什么吗？这么多人证明，就是你第一个提出去卧轨的！工人当时要到平川市委、市政府上访。你煽动说，上访没有用，市委决定了的事，市委不会自己推翻。要解决问题，就得把事情闹到中央去，一卧轨，中央就知道了。‘文革’时造反派就这么干的，当时周总理都出面说话了，问题马上就解决了。这些话你说没说过？”
田大道只得认账。但又解释说，自己当时绝不是别有用心，也绝没有事先和章昌荣、王泽义或矿上任何人一起参与过策划，而是法制观念淡薄，随便说说，说过也就忘了。
司法机关再次拿出了证据：“不对，你田大道不是随便说说，你是做了认真准备的。不是你拿出一皮包百元大钞，对着工人们喊过吗：铁路上轧死你们一个人，我田大道就出一万的抚恤金，轧死100个，我出100万！没事先准备，你哪来这一皮包现钞？！”
田大道无话可说了。
事实是：是日9时45分，民郊县河东村金龙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田大道，在肖跃进办公室门前的敞开式走廊上，挥着一把百元大钞煽起了矿工们冲上京广线卧轨的激烈行动。有些混在人群中的河东村金龙集团员工喊起了“田总经理万岁”的惊人口号，进一步把矿工们的情绪煽到极致。
9时50分，1800多名热血沸腾的矿工打着红旗，扯着横幅，唱着改编过的国歌，从矿东门冲上了1200公尺外的京广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