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和一位婆罗门的对话——议员问道：“您最喜欢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怎样一种政体之下呢？”按我们一般人不假思索的回答，一定是：“当然是祖国了。”可这位婆罗门却说：“除了我自己的国家，我觉得哪儿都不错。”然后他还说，不止他一个人这么认为，他所遇到的各个地方形形色色的人里有不少都是这样想的。议员对这个答案似乎并不满意，便追问说：“那你到底会选择在哪一个国家生活呢？”婆罗门的回答是：“只要是个唯法是守的国家就好。”两人下面的对话虽然看似平淡无奇，却别有一番滋味——议员说：“你这话都是老生常谈了。”婆罗门说：“可这话说得却并不错呀。”议员再问：“那你说的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呀？”婆罗门回答：“呵呵，这得现找。”

    他们最后这几句对话能够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嗯，既然说是“老生常谈”，看来他们这种大大颠覆我们普通人常识的“不爱国”的观念并不只是存在于个别人的头脑之中，这些可鄙的家伙全都有着自己私心向往的国度，并且愿意拔起腿来前去追求，嗯，他们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是可耻的；而婆罗门所说的“这得现找”又似乎暗示着这个早已是老生常谈的“唯法是守”的国家其实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熊逸《春秋大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pp.333-36.）

    如果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说，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国家”究竟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实体，一个思想和行为的主体，或者仅仅是人们为了方便起见而把某些东西归为一类，并且以“国家”这个词来称呼罢了。如果我们持后一种观点的话，那么上述对“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爱国主义的引申便仅仅是语词问题所造成的思维混乱罢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他们的确找到了相当正确的方向，很多哲学问题归根结底真的只是语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