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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漠1897年正月，周作人陪祖父的妾潘姨太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贿赂案被光绪皇帝钦判斩监候、羁押在杭州府狱里的祖父周福清。在杭州时，周作人住在花牌楼，被“拘在小楼里边”，“生活够单调气闷”。这段生活是周作人淡漠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八道湾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杏树，开花的时候，周作人每天从树下经过，却不知道花开了。鲁迅因此说周“视而不见”，他曾感慨：“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林语堂说，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1944年，林在西安遇到沈兼士，相约登华山。路上，沈对林说，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时，日本人将抗日青年关在北大红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沈兼士边说边流泪，林语堂不禁感慨：“热可怕，冷尤可怕！”

    周黎庵记载，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底，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奸运动，逮捕了许多人。在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经常到琉璃厂逛旧书铺，镇静自若，一点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学生邓云乡到周的办公室请其写稿子，周当时正准备赴南京应付汉奸诉讼，他对邓的冒失并不气恼，只是轻松地说：“现在不是写文章的时候，将来一定给你写。”

    王士菁回忆，周作人即使谈到激动人心的事或应该深刻反省的事时，也不激动，“仍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谈到李大钊去世后掩护李的子女、保护李的文稿之事，他并不激动，“好像在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之事，“也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妻子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虽然稍觉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作也。”

    反目鲁迅本名周树人，与周作人、周建人是同胞兄弟。1919年2月，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所大四合院，将母亲接来，与周氏兄弟三人同住。当时，鲁迅的母亲年迈，夫人朱安不识字，鲁迅提出由周作人的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管理家务。鲁迅作为大哥，主动将每月收入，除留些零用钱外，都如数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这种安排本来是出于对羽太信子的信任，可是她一朝权在手，便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她花钱大手大脚，讲排场，摆阔气，丝毫不考虑这些钱是大哥的血汗钱。因而鲁迅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