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大于政治虚荣心，政治虚荣心应该对诗歌起到正向作用。残酷的是，我看到很多诗人以取消诗歌本身的规律为代价，口干舌燥、声嘶力竭地杀了过去。空洞的良知，乏味的道德，假大空的政治正确，非此即彼的反抗，陈词滥调的嗫嚅，几乎取消了诗歌的一切幽微、敏感、湿润。

    先锋虚荣心的歧途在于，因自身的浅陋狭隘，一味把先锋置换成反文化，继而更鄙陋地置换成以没文化为荣，展示自己没文化。被刻意放大的没文化虚荣心和被刻意放大的文化虚荣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前者通常以流氓无产者的姿态出现，后者通常以饱学的文化贵族姿态出现，本质都是基于对文化的臣服和自卑。

    先锋虚荣心的另一种歧途，则是将先锋精神的一个维度——对人性幽暗复杂的挖掘和对人性真实的尊重，简单置换到“我口写我心”的粗浅层面，甚至达不到“我口写我心”，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抵达心之微妙，只是停留在“我口写我最简单的动物**望”的层面。更有甚者，为了展露所谓的“先锋肌肉”，在写作中一味好勇斗狠，刻意追求粗鄙的表达方式，刻意炫耀流氓“无产者”的生活方式，用先锋标榜自己，以掩饰自卑。

    先锋虚荣心的第三种歧途，是宣称自己发明了某种唯一的诗歌真理。某些语言诗派（他们认为语言是诗歌的唯一真理）甚至为此炮制出了类似于宗教教义那样的真理条款。最近的某个真理条款宣称，一切修辞都是远离诗歌的。我不反对，甚至欣赏某些诗人个人化的极端语言实验。坚决，乃至极端，确实可以成就某些诗人，放大他们坚持的美学理想，拓宽审美的范围。但“唯一真理”、对其本人的诗歌创作故步自封，以及其影响力所及的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带来的危害已经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