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还是摇摆不定的，就像约翰·勒卡雷笔下的间谍利玛斯，骑在柏林墙上，在两种世界的中间犹豫不决，不知道该跳向哪一边。而投机的念头一旦萌芽，他们的呼吁也就不再具备任何令人信服的道德感召。

    就这样，整个国家的价值走向和公知群体的良莠不齐导致了公知这个概念被沦为一种笑料，但这恰恰是一种更为危险的信号。在一个由权力主导的社会，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属于被体制所吸纳的范围。几年前，《光明日报》发文表示要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由此可见一斑。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公知的地位不像师爷，更像通房丫头。

    在当下的中国，热气腾腾的消费**冲淡了大众对社会的责任感，犬儒化成为一种普遍倾向。最终，想要引导或者唤醒整个社会群体对国家命运的集体思索，还是要由知识阶层来发起。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被带上口罩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砝码，意味着博弈过程中的一方力量，尤其是在一个权力近乎垄断的国家。

    然而，当公知被烙上羞惭的印记，当没人愿意承担公知的身份，当“你才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之类的气急败坏成为一种现象，社会将更快地倒向全面的虚无主义。人们将耻于介入公共话题，将无法大胆表达观点，将不愿进行严肃对话，就如同九十年代市场大潮来临前对崇高的解构一样。而离开了那些更为重要的争鸣和讨论，对金钱的追逐会一步步摧毁了我们全部的精神生活。

    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公知当然是可以被批判的，甚至是可以被嘲弄的被恶搞的，但对于符号意义上的公知，我们应该保留一丝尊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或许才能重塑那些早已被稀释得千疮百孔的主题：我们的人文、思想、科学，我们对美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

    （全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