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者的尴尬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听我妈说起过，三年饥荒的时候，我姥姥吃过人肉。那时候我只觉得好奇，人肉会是什么味道啊？我就缠着姥姥问，老太太刚开始不说，后来烦了，就告诉我：有点酸，很硬，不好吃。我又问：您为什么吃人肉呀？老太太眯着眼，敲了敲旱烟杆，说：人饿了，可不就什么都得吃。

    我姥姥在谈及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就像在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等我长大以后，我才在那种平淡里琢磨出一丝不动声色的残忍。四川曾经有支女子朋克乐队U235，她们唱过一首叫《姥姥》的歌，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姥姥

    你只剩下皮

    你只剩下骨

    没有血也没有肉

    还在教育我什么道理

    姥姥

    你有没有梦

    你流泪了吗

    这社会主义很好

    可那死亡除不掉

    我无法对我的姥姥做任何道德上的评判，或许是因为软弱，或许是因为别的，但那个烟雾缭绕中平静的老人所带给我的，也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带给我的最初印象：饱含苦难但没有苦难意识，富有人性却没有人性尊严。五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最终只是风干成了两个字：生存。这两个字被一个不知名的右派刻在了夹边沟的窑洞里，三十年后被人发现的时候依旧清晰。

    生存，多么伟大而卑贱的字眼。为了生存，那些大学教授、县长书记、知识分子、普通群众，他们撅着**互相用勺子从**里掏粪便，他们从别人的呕吐物里寻找可以吃的一两块洋芋，他们拖着浮肿的双腿艰难地爬向一碗稀粥……这一切令人难过或是愤怒，但其中却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它不提供任何社会的、人文的、历史的、政治的启示，在中国，它仅仅作为事实而存在有时候甚至连事实都不是。

    因此我相当不喜欢余华的《活着》，也不是很喜欢《夹边沟记事》中的某些叙述。如果说在那三年，生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高标准，那么现在它不应该还是。不管以多么艰辛的方式，活着本身没有多少可值得赞美之处，否则等于把人类降低到了动物的最低层次，正如《夹边沟记事》里所展示的那样。作者杨显惠对记录本身的着迷，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