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礼节，我都没做过。后来我发现像我们这般大的人，都有同样的特点，就是我们都没有礼貌，我们没有礼节，我们对什么人都无所谓。我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去绅士地给人行礼；我们不会像日本人一样，见面先给人鞠躬；我们甚至不会像我们长辈一样去按传统的那种方式，去给人行礼，都不会。后来我发现这就是特殊年代产生的一代。但是这点有它一定的价值，有它一定的可悲性。”

    崔健的这段话给我的感觉是，那种不讲礼节的性格更多的是有一层沙文主义色彩。特殊年代产生的一代，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沙文主义倾向，这种沙文主义表现在地域上举例来说就是大院文化。是那种唯我独尊的、蛮横的、粗暴的、爷们儿的文化，他们不跟人说谢谢，没有礼节，很多时候只是出于排外的或者优越的心理。从清朝提笼架鸟的富家少爷到那些张牙舞爪的大院子弟，从大清朝到新中国，这种心理得到了遗传，而这无疑是非常丑陋的。但我相信崔健并非如此，他想表达的或许是热情和坦诚的渴求平等的性格。

    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的生来腼腆，有的性情奔放，但他们都不爱说谢谢。这些人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谢谢是一种虚伪的表达方式。在多数时候，你说谢谢，仅仅是因为你需要说谢谢，你需要让自己看上去很有礼貌很有教养，因为这是社会规范的一种。而我对很多人都不愿说谢谢，比如餐馆服务员，每次看到那些年纪比我还小的姑娘给我上菜的时候，我总是想，凭什么她们要拿着微薄的薪水来给我端菜呢？她们本来都是我的姐妹，她们本来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我拒绝自己像一个脑满肠肥的食客一样，一边咀嚼着嘴里的食物，一边头也不抬地对她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谢谢。在一个没有小费习惯的国家，我可以默认这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绝不会用一句谢谢来将之明确化。

    你可以把这理解为矫情，理解为偏执，或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嘲笑我，但我就是讨厌这么干。在这里，我的情感是分明地指向平等主义的，表现在对一个因为起点和过程的不平等而无法享受结果相对平等的餐馆服务员的态度上，但现实却逼迫我去接受残酷的市场竞争概念。这造成了很多人比如崔健的矛盾和分裂：“我想唱一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可是我的嗓子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崔健在那篇访谈中说自己原来是最讨厌虚伪的礼节的，说明他现在也许已经没那么讨厌了。就像我现在偶尔也开始说谢谢了，这种感觉有点像王小波：“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