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非常之少。当时在中国很有市场的一份日本人办的报纸，叫《顺天时报》，一次，顺天时报的一个日本报人宫房次郎对中国的著名报人汪康年说，很奇怪，在日本，人们给报社写信，写的尽是些有关公共事务的事，比如某处桥梁坏了，需要修理，某处沟渠堵了需要疏通。在中国，人们也给报社写信，但写都是揭发别人的**的事，不是说某某小妾偷人，就是说某某私会女戏子，再不就是说，某个饭馆，饭菜里有什么脏东西（多半是栽赃）。都希望报纸公布出来，以泄私愤，但没有一个人署自己真实姓名的。汪康年听了，感觉很是汗颜。

    其实，汪康年用不着过于羞愧，日本在开国之初，也比当日的中国好不了多少。公德心，是需要培养的，尤其是在非熟人社会中培养。当越来越多的人经过无数次的挫折，无数次的吃亏上当，当然，还需要知识人的启蒙，知晓了公共利益跟自己的相关性，也有了维护公共利益的自觉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公德，才会生出来。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只要收敛起**时代的积习，不再鼓励告讦，在臣民中分化瓦解，制造猜忌，各个击破就可以了。不大可能指望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觉做社会公德形象的维护者甚至表率。可惜，当年的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做，或者没有做好，就覆灭了。报人们，固然有着力启蒙的，但也有趁机裹乱的。像小说《那五》讲的那样，记者拿着“读者来信”去到饭馆讹钱的事，也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