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官阶惹得祸

    自秦汉以来，国人对于官阶一直很在意。在门阀的时代，门第多少还能冲淡一点官阶的威势。实行科举制度之后，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只剩下了官位高低和官阶大小。于是，人的“进步”，就只能看在官梯子上的攀登了。小官为小牛人，大官为大牛人。为官做宦的人，官阶大小，穿的衣服质地颜色，佩戴的鱼袋补服样式花饰都不一样，牛与不牛，一望便知。唐玄宗时，宰相张说借封禅之际，偷偷给自己的女婿升了三级，上朝时，皇帝一眼就看出猫腻。人事**，不大好弄。

    但是，那时的官本位再猖狂，也就是在官场，官阶不大能扩散不到官场之外去。社会上的人对有官阶的人及其家属固然羡慕，但也从不指望在自己职业上挂个官衔。顶多，花点钱捐个空官衔，死的时候风光一点。开买卖的人，无论生意做得多大，自家的买卖，也别想有级别，什么品级也没有。要想风光，有两条路，要不就让子弟读书，考科举，考不上就捐个实在的官儿，要不就跟乡下土佬一样，捐个空衔，生前在门上挂块“某某第”的匾，死后墓碑上有个官衔。做艺人的，无论戏唱的多么好，哪怕受过西太后的褒奖，也休想自家的戏班子有官家的级别，就是从九品都不行。至于和尚道士，只听说明代有给某些真人，比如张天师赏赐官衔的，到了清代，还给降到四品。和尚喇嘛，被封为国师倒是有，但好像也没有官阶。各地的寺庙，无论香火多旺，地位多高，也没有听说有过级别。

    晚清时节，洋人来了。基督教开禁之后，来华的洋人传教士们，尤其是天主教的教士，在跟中国官府打交道的过程中，痛感中国官员的牛气。于是，就撺掇法国公使，要求按天主教教士的神品级别，跟中国官阶一一对应。中国的总理衙门，受到压力，感觉这也有道理，于是就答应了。洋教士要求的是对等，因为这涉及洋人的尊严。但这要求，实际上也是中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招儿。中招之后，洋教士们感觉很好，总主教，主教，司铎等等一一跟中国官员对应，连所乘的轿子也学官样，主教们坐上了绿呢和紫呢的八抬大轿，招摇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