胞们。这是个令人欣慰又令人苦楚的反衬。内心深处的和解最终会在两个民族之间达成，却不再是稀里糊涂的和解。我这样想着，乘坐的一辆Taxi被突然拦截在状元楼一侧的路口。拦车的是两个穿白衬衫系领带的年轻人。他们冷峻的面孔告诉我，他们是在执行公务，我问此处不可走，哪里可以通行。他们说任何计程车都不允许接近状元楼，因为有一批日本中学生住在此地。

    “你们知道这批日本中学生是来干什么的吗？”我问，顿时觉得好笑又可憎。

    两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我说：“他们是来哀悼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五万遇难中国人的。”

    他们没有搞清这个消息和他们执行公务有什么相干。

    我很想再问他们一句：“你们知道那三十五万南京人是谁杀的吗？”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尖刻。闹到最终他们也没放我的计程车过去，我只得拎着沉重的行李在炎热中走到酒店门口，那儿停着大轿车和小轿车，是会议用来送与会代表去机场的。

    最后的这个小插曲又使我想到很多。在世界上，我们的民族大概属于灾难最深的民族之一。经历这么多灾难却仍然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人口基数。似乎每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都有高于其他民族的人口基数。似乎愈经摧残，人丁愈旺；愈是战争、饥荒、贫穷，愈是生养繁衍得不可收拾。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是杀不完的！”这样一句豪言壮语，也就有了“砍头只当风吹帽”、“杀人不过头点地”之类的对残忍的浪漫化接受。这些统统成了我们善良、宽容的组成部分。有人说，德国人因杀犹太人而真诚忏悔了，日本人为什么连错也不认？德国人的忏悔，是跟犹太人认真、负责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要想结清一笔债务，债权人和负债者双方都必须认真、负责，必须合作。而“砍头只当风吹帽”之类的浪漫语言；不可能不影响我们民族对生命价值的态度，进而影响对于生命权利（人权）的态度。假如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价值都如此不珍视，抑或过分慷慨，我们又能到哪里去讨人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