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的关系或许不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害处。我告诉他：只要能帮他保住外交官这个不错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搅。

    “FBI？”他吃惊道，“他们找你干吗？”

    “他们不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调查我吗？”

    “不可能！我填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部发的，FBI绝没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道，“你是不是听错了，把别的安全部门当成了FBI？即便是FBI，也不会这么快——我刚刚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们已经找到你学校里去了……”

    我说但愿我搞错了，还希望这是那男同学跟我开玩笑。

    五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男人约见女人，首先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女人决定时间，而这位调查员却指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拿起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劳伦斯，天南海北跟我聊起来。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怵人。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畅地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冷漠的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