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因此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们中有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蔡先生自由办校，不在乎，反正先生都是好的，你来听几节课，就有收获。

    然而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这学校恐怕搁谁都有点儿要办不下去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指的是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领可以不要吗？比如汪曾祺那样老师说不考试也可以的。但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这就不像话了，蔡先生自然不同意。而学生就此闹起事来，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里到处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远！”沈士远吓跑了，学生们接着去校长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讲了一天，总算让学生们暂时回去了。第二天来校长室一看外面，好么，来了好几百号人，领头的是山东好汉冯省三，大喊“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群情激奋，喊声如雷，危机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