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哀伤。当时他写信给好友许寿裳时说，若是上海的房子被烧成灰烬的话，那么，只好全家到北京。当然，这是最坏的打算。而他的三弟周建人因为商务印书馆被烧失了业，不得不再谋饭碗。

    还是在5月3日的信里，鲁迅向李秉中说了自己的打算：“我本拟北归，稍省费用，继思北平亦无啖饭处，而是非口舌之多，亦不亚于上海，昔曾身受，今遂踌躇。欲归省，则三人往返川资，所需亦颇不少，今年遂徘徊而终于不动，未可知也。”

    在已经出版的鲁迅书信集里，鲁迅致李秉中的最后一封信是1932年6月4日写的一封短信，告知李秉中他曾经寄了一张海婴的照片给他，但大约不一定会收到，因伪京朱安女士不一定会尽力办好此事，还有就是告知李秉中自己的通信地址为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

    李秉中在鲁迅交往的青年中可谓是异类，他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青年，譬如一直追随于鲁迅的韦素园、章廷谦、萧军、萧红等人；也不是前期依附后来背叛的文学青年，譬如高长虹、尚钺、向培良等；更不是为鲁迅购买外国书籍的曹靖华等，或者和鲁迅走得很近的木刻青年们。他的身份一开始是一个并不勤奋的文学青年、借债者，而后来，则又成了武官，成了黄埔军校的学生，鲁迅自从接到他第一封信开始，到最后一封信，一直都充满了热情和希望，除了文字上他对鲁迅的认同和崇拜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性格。鲁迅觉得这个年轻人的个性和自己很像。所以，才一直关切着他。

    单纯从鲁迅书信集里看李秉中和鲁迅的关系（因笔者没有读到李秉中致鲁迅先生的信件），鲁迅的热情颇让人疑惑，因为李秉中向鲁迅除了借钱，便是求鲁迅帮着他寻求一本书的出版，再不然就是请鲁迅来参加他的婚礼，然而荒唐的是，就连他给鲁迅寄来的结婚请柬也是欠费，要求收件人付费的（这一点见《两地书》原信）。他唯一为鲁迅做的事情，是给鲁迅的孩子买过一身衣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却让鲁迅付出了十足的真诚，不但在书信里向他坦露自己的思想，甚至连他同许广平的隐秘的婚姻生活也毫不隐瞒。这一切都像是个谜语一样，颇为费解。

    然而，正是这个李秉中，后来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在鲁迅去世前，他曾经替蒋介石作说客，给鲁迅暗写了一信，劝鲁迅能加入国民党阵营里。1936年5月至7月，已当了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高级军官（相当于将军）的李秉中，这回不再以友人的身份而是代表官方接连写了三封信劝告鲁迅放下手中的投枪。其中有一封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信笺，长达3页。作为文献发表的次数较少，本人也属于无意中看到，摘录一段如下：

    鲁迅吾师函丈：

    前呈一缄，谅陈道席。比来清恙如何？日夕为念。迩天气较凉，想当佳也。禀者，关于吾师之自由一事，中（李自称）惟之数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师尊严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启齿。近惟吾师齿德日增，衰病荐至，太师母远在北平，互惟思慕，长此形同禁锢，自多不便。若吾师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中当任之，绝不至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成效如何，虽未敢预必，想不致无结果，不识师意若何？伏乞训示。东行已有期否？吾师病中，本不敢屡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蜀胜伫盼！专此，敬祝痊福？

    师母大人、海婴弟无恙。

    学生李秉中七月十三日

    鲁迅日记中恰好有关于此信的记录，1936年7月16日，鲁迅日记：“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鲁迅当时正由日本医生须藤治疗，复信不便，故李秉中在信里特地写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也可谓用心良苦。在信里，李秉中自告奋勇为鲁迅解除通缉令，再加上用的纸张是公文纸，所以，这封信便有些婉约的意思隐藏在内里。尤其是那句打保票的话“一切手续，中（李秉中的自称）当任之”，说明了李秉中奉行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从关心鲁迅之“衰病”和用母子“互惟思慕”的骨肉之情去打动对方。

    这是李秉中和鲁迅最后的交往，之后不久，鲁迅逝世于上海，再以后，未见李秉中有大量的回忆文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