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的方案执行的。

    写信的那天是双十节，在1926年，此节是国庆节，大街上异常热闹，学校组织看了一场电影，可是发电机的电力不足，播放机一会儿就出不来人相了，但人们依然很热情地看着，甚至学校里的女教师都化了妆，穿了平时不舍得穿的新衣裳。

    生活就是这样无聊着，然而周作人在《语丝》杂志上竟然写了一篇猜测鲁迅生活的文字，他的文章里有这样一句：“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师生有福了。”许广平在信里引用了这一句话，并自嘲说：“那么，你我不是有福的吗？大可以**了。”

    幸福总是相对的，是啊，鲁迅也感慨了一下：“倘我们还在那里，一定比现在要气愤得多。”

    在厦门大学虽然不大高兴，因为身边总有爱听京剧的人，和只佩服胡适和陈源的人出现，这些人常常寻上门来找些小麻烦，让鲁迅不清静，但毕竟有了一份较高的收入，和一份合适距离的思念。是啊，一想到去厕所尿尿时可以顺便看一下许广平的信来了没有，便会感觉幸福；一想到集美学校的几个学生常来这里谈人生，也觉得幸福；还有林语堂家人常常会送来一些食物，让人暖暖的；还有比起北京在医院里躲避被抓的危险，这些都是幸福的。

    “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苦得很，其实也不然，身体大概比在北京还要好一点。你收入这样少，够用么？我希望你通知我。”

    写下这句话，内心里，其实也是幸福的。窗外有人在锻炼，不远处的海边还有人唱着渔歌，听京戏的人住到另一座楼里去了。日子的确还算幸福，偶尔打些折扣，只能靠广平兄的信来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