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去世后的第五天，即1936年10月24日，钱玄同曾经写过一段文字。

    钱玄同指出鲁迅的短处有三：首当其冲的便是“多疑”。他说：“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其二是轻信。他说：“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其三是迁怒。他说：“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了。”

    在给许广平的这封信里，钱玄同的评价一语中的。即使是孙伏园对鲁迅无比亲近，但是，只要孙伏园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与“现代评论”派的人有了交道，他便先是怀疑，而后就迁怒于他了。

    孙伏园在此前关于爱情的讨论中，以及关于鲁迅推荐青年书目时所惹起的众怒中，均扮演了鲁迅的灭火器作用。若是有暇翻一下鲁迅的杂文集《集外集拾遗》，就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在前面放火之后，孙伏园在后面奔忙的身影。关于青年必读书，鲁迅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即使是坐在八十余年后的今天来看，鲁迅的话依然是偏激的。可想而知，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被鲁迅的这一句鞭炮一样的话语给惊呆了，于是乎无数抗议的信件雪片一样击向孙伏园所有《京报副刊》，其中有一篇署名熊以谦的人写了一篇《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鲁迅还专门做了一篇文字回复。

    然而，在《两地书》编号为二九的信里，讨论了许广平的“太急”的毛病，他自己却开始怀疑一直追随自己左右的学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