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进退两难的抉择(2)

    激进分子的忏悔——《路标》文集

    进入20世纪之后，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步伐加大了，这与20世纪初连续爆发的三次革命是密切相关的。即1905年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

    俄国知识分子热情参加了这三次革命，特别热情地参加了1905年革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心灵上遭受打击最沉重的莫过于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他们是这场运动的猾组织者和热情参与者，尽管在运动中每个团体的政治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手段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怀着强烈的愿望，期待俄国的政治现代化能够走上正常的轨道。据统计，1905年革命失败后，大学生自杀数目迅速增加。1906年有71起，1907年有160 起，1908年（沙皇制度反动统治的最黑暗时期）有237 起。在政治理想的破灭之后，在知识分子中又出现了下列的归宿：一部分知识分子又习惯性地回到了沙皇政府的怀抱；列宁代表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自己的革命主张，开始为下一次革命寻找时机。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著名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感叹：“俄国经历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并未带来众所祈望的结果。

    大多数人认为，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正面成果至少在今天仍然是不可靠的。由以往纷争和失败而导致衰微的俄国社会，如今已变得呆然、冷漠和精神涣散。”这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又出现了那个命题——“谁之错”。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错，自己是历史的罪人，没有在紧要关头把人民领出灾难。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梅列日柯夫斯基曾说过一句形象的话：“我们走到了康庄大道的尽头，再前进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结束的地方，宗教就开始了。在悬崖的边上，我们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想到超历史的道路——宗教。”他宣布要向上帝求救，到圣经和教义书中为自己为俄国的解脱寻找真理和出路。

    另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认真地思考，俄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1905年革命中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为什么没有在紧要关头把人民领出灾难。哲学家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弗兰科、伊兹高耶夫，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司徒卢廷文学评论家格尔申宗、法学家基斯将科夫斯基、诺夫哥罗德采夫聚集在一起探讨，决定以学术探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1909年合作出版了《路标》文集。这在当时被视为“石破天惊”的事件，因为1909年革命被镇压之后，是俄国思想文化界最沉闷的时候，而《路标》文集犹如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水面，泛起了层层巨浪。在文集中，7 位作者可以说彻底地把俄国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遮羞布给撕下来了，对他们进行深入研究，历数俄国知识分子种种罪行来警示世人。这个小册子有中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我们不评判过去，尽管我们清楚它的历史不可回避。但是我们指出，到现代为止社会走过的道路，已陷入没有出口的绝境。我们的警告不是新的东西：

    它正是从恰达耶夫到索洛维约夫到托尔斯泰等我们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孜孜不倦地坚信着的东西。而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听他们的话。因此，我们想现在以巨大的震动唤起知识分子，让他们听到我们微弱的声音。”“路标派”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是对俄国知识分子提出警告，以巨大的震动唤起知识分子麻木的神经，重新思考自己的现时责任和历史使命。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完全令知识分子各阶层难以接受的、近乎于彻底否定俄国知识分子作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文集中，作者们历数俄国知识分子的种种罪恶。他们首先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劣根性和最大缺点表现为无忍耐性，好大喜功，好走极端，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缺乏责任感。布尔加科夫说：“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孤立地位，他们与土地的隔离，他们面临严酷的历史环境，他们严肃知识和历史经验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英雄主义的心理。知识分子经常（尤其是在特定情形下）歇斯底里般地陷入英雄主义狂欢的状态。”“知识分子阶层将疯狂的仇恨。致命的直线结论和过程，带进了与俄国历史的国家体制和‘资产者’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斗争中；但同时他们却根本没有将宗教思想带进这种斗争。”在“路标派”看来，只图一时之快的激进知识分子不是及时地体察已经迫近的政治危机，因为沙皇政府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了，及时向人民作解释和教育工作，而是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和人民体内的破坏基因和野兽本能释放出来了。究竟是“谁之错”，答案是明确的，这个责任应由无法自禁和无法使人民感知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来承担。

    “路标派”也分析了俄国知识分子行为和言语失范的思想根源：一个来自于俄罗斯文化的土壤，另一个是不能正确对待外来的思想。强调知识分子继承了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民族中消极的和极端主义的东西，知识分子体内也有一种破坏的本能，因此在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并不见得比人民高明到哪里去了。另外，他们认为俄国知识分子不能很好对待外来的东西。布氏认为只有人是上帝的奴仆，而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人的作用，把人当成神。《路标》文集认真思考知识分子的出路，在文集中反映出了他们热情地呼唤“新人”的思想。这也是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主题。知识分子中的“新人”是他们共同期待的，这个“新人”应该是挣脱了一切名利思想，怀有强烈的宗教普世感情，真正将人民的愿望放在第一位，宽容地对待人民、对待国家、对待政府，同时要坚持自己既定的目标而不为任何政治压力和风潮所左右，及时地向人民和政府发出建议、劝告和警告的人。

    《路标》文集的出版是俄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立即在俄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立即吸引了知识界各个派别，包括艺术家和作家，包括从极左到极右的政治团体和个人的广泛讨论。这其中包括活跃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大文豪托尔斯泰。托翁认为这个文集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是消极和否定性的，在文集中没有创造性地回答俄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怎么办？”

    《路标》激烈批评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倾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信奉唯物主义这种“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布尔加科夫写道：“我们知识分子在西方派时期对于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因而把这些思想同最极端、最激进的文化哲学形式联系在一起。”格尔申宗更为尖刻地评论说：“就对生活的理解而言，别林斯基以来的我们的政论史完全是一场恶梦。”文集认为，是过分的书生气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趋向于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结果，在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和虚无主义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同人民和国家的联系。在文集的作者们看来，激进的知识分子具有“爱民主义”、“拜民主义”的思想，他们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