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马上支日记〔1〕(1/2)

    前几天会见小峰,谈到自己要在半农所编的副刊上投点稿,那名目是《马上日记》。小峰怃然曰,回忆归在《旧事重提》〔2〕中,目下的杂感就写进这日记里面去……。

    意思之间,似乎是说:你在《语丝》上做什么呢?——

    但这也许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时可暗暗地想:生长在敢于吃河豚的地方的人,怎么也会这样拘泥?政党会设支部,银行会开支店,我就不会写支日记的么?因为《语丝》上须投稿,而这暗想马上就实行了,于是乎作支日记。

    六月二十九日晴。

    早晨被一个小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赶开,又来;赶开,又来;而且一定要在脸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只得改变方针:自己起来。

    记得前年夏天路过S州〔3〕,那客店里的蝇群却着实使人惊心动魄。饭菜搬来时,它们先追逐着赏鉴;夜间就停得满屋,我们就枕,必须慢慢地,小心地放下头去,倘若猛然一躺,惊动了它们,便轰的一声,飞得你头昏眼花,一败涂地。

    到黎明,青年们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脸上来爬来爬去了。但我经过街上,看见一个孩子睡着,五六个蝇子在他脸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连皮肤也不牵动一下。在中国过活,这样的训练和涵养工夫是万不可少的。与其鼓吹什么“捕蝇”〔4〕,倒不如练习这一种本领来得切实。

    什么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没有全好呢,还是缺少了睡眠时间。仍旧懒懒地翻翻废纸,又看见几条《茶香室丛钞》〔5〕式的东西。已经团入字纸篓里的了,又觉得“弃之不甘”,挑一点关于《水浒传》〔6〕的,移录在这里罢——

    宋洪迈《夷坚甲志》〔7〕十四云:“绍兴二十五年,吴傅朋说除守安丰军,自番阳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见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担观之。其人曰,吾村有妇人为虎衔去,其夫不胜愤,独携刀往探虎穴,移时不反,今谋往救也。久之,民负死妻归,云,初寻迹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戏岩窦下,即杀之,而隐其中以俟。少顷,望牝者衔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断其一足。虎弃所衔人,踉蹡而窜;徐出视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数十步,堕涧中。吾复入窦伺,牡者俄咆跃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杀之。妻冤已报,无憾矣。乃邀邻里往视,舆四虎以归,分烹之。”案《水浒传》叙李逵沂岭杀四虎事,情状极相类,疑即本此等传说作之。《夷坚甲志》成于乾道初(1165),此条题云《舒民杀四虎》。

    宋庄季裕《鸡肋编》〔8〕中云:“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始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案《水浒传》叙郓哥向武大索麦稃,“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稃?’郓哥道:‘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月耷月耷地,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武大道:‘含鸟猢狲!

    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鸭必多雄始孕,盖宋时浙中俗说,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浒传》确为旧本,其著者则浙人;虽庄季裕,亦仅知鸭羹无气而已。《鸡肋编》有绍兴三年(1133)序,去今已将八百年。

    元陈泰《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云:“余童AEH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嵲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去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种荷之意云。(原注:

    曲因囊损无存。)”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泺中,且植芰荷,仅见于此;而谓江勇悍狂侠,亦与今所传性格绝殊,知《水浒》故事,宋元来异说多矣。泰字志同,号所安,茶陵人,延襱甲寅(1314),以《天马赋》中省试第十二名,会试赐乙卯科张起岩榜进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龙南令,卒官。至曾孙朴,始集其遗文为一卷。成化丁未,来孙〔9〕铨等又并补遗重刊之。《江南曲》即在补遗中,而失其诗。近《涵芬楼秘笈》第十集收金侃〔10〕手写本,则并序失之矣。“舟遥见一峰”及“昔宋江事处”二句,当有脱误,未见别本,无以正之。

    七月一日晴。

    上午,空六〔11〕来谈;全谈些报纸上所载的事,真伪莫辨。

    许多工夫之后,他走了,他所谈的我几乎都忘记了,等于不谈。只记得一件:据说吴佩孚大帅在一处宴会的席上发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为“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即“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12〕说毕,合座为之“欢然”云。

    太阳很烈,几盆小草花的叶子有些垂下来了,浇了一点水。田妈忠告我:浇花的时候是每天必须一定的,不能乱;一乱,就有害。我觉得有理,便踌躇起来;但又想,没有人在一定的时候来浇花,我又没有一定的浇花的时候,如果遵照她的学说,那些小花可只好晒死罢了。即使乱浇,总胜于不浇;即使有害,总胜于晒死罢。便继续浇下去,但心里自然也不大踊跃。下午,叶子都直起来了,似乎不甚有害,这才放了心。

    灯下太热,夜间便在暗中呆坐着,凉风微动,不觉也有些“欢然”。人倘能够“超然象外”〔13〕,看看报章,倒也是一种清福。我对于报章,向来就不是博览家,然而这半年来,已经很遇见了些铭心绝品。远之,则如段祺瑞执政的《二感篇》,张之江督办的《整顿学风电》〔14〕,陈源教授的《闲话》;

    近之,则如丁文江督办(?)的自称“书呆子”演说〔15〕,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16〕,牛荣声先生的“开倒车”论(见《现代评论》七十八期)〔17〕,孙传芳督军的与刘海粟先生论美术书〔18〕。但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来,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今年春天,张之江督办明明有电报来赞成枪毙赤化嫌疑的学生,而弄到底自己还是逃不出赤化。这很使我莫明其妙;现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师,那疑团可就冰释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领么?所以三一八惨案,即等于以赤讨赤,无论那一面,都还是逃不脱赤化的名称。

    这样巧妙的考证天地间委实不很多,只记得先前在日本东京时,看见《读卖新闻》上逐日登载着一种大著作,其中有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19〕。大意是日本称油为“阿蒲拉”(Abura),油的颜色大概是黄的,所以“亚伯拉”就是“黄”。

    至于“帝”,是与“罕”形近,还是与“可汗”音近呢,我现在可记不真确了,总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黄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现在也都忘却,只记得后来还印成一本书,而且还只是上卷。但这考据究竟还过于弯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晴。

    午后,在前门外买药后,绕到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闲看。

    这虽然不过是带便贩卖一点日本书,可是关于研究中国的就已经很不少。因为或种限制,只买了一本安冈秀夫所作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20〕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书,用大红深黄做装饰的,价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灯下,就看看那本书,他所引用的小说有三十四种,但其中也有其实并非小说和分一部为几种的。蚊子来叮了好几口,虽然似乎不过一两个,但是坐不住了,点起蚊烟香来,这才总算渐渐太平下去。

    安冈氏虽然很客气,在绪言上说,“这样的也不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难于漏网的。”但是,“一测那程度的高下和范围的广狭,则即使夸称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无应该顾忌的处所,”所以从支那人的我看来,的确不免汗流浃背。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21〕,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

    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而且应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圆熟起来,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这时须连“支那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华人”,因为这也是关于“华人”的体面的。

    我还记得民国初年到北京时,邮局门口的扁额是写着“邮政局”的,后来外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声高起来,不知道是偶然还是什么,不几天,都一律改了“邮务局”了。外国人管理一点邮“务”,实在和内“政”不相干,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

    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三个字,便吓得屁滚尿流,不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只是“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22〕(I.Turgeniev)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虽然这个形容词和下面的名词万万联不起来。

    夜,寄品青〔23〕信,托他向孔德学校去代借《闾邱辨囿》〔24〕。

    夜半,在决计睡觉之前,从日历上将今天的一张撕去,下面这一张是红印的。我想,明天还是星期六,怎么便用红字了呢?仔细看时,有两行小字道:“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25〕。我又想,明天可挂国旗呢?……于是,不想什么,睡下了。

    七月三日晴。

    热极,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觉。

    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忽而记起万牲园,因此说: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现在进不去了。田妈就谈到那管门的两个长人,说最长的一个是她的邻居,现在已经被美国人雇去,往美国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这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

    〔26〕我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的晚上这才明白了:“长”,是确有价值的。《现代评论》的以“学理和事实”并重自许,确也说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觉时为止,似乎并没有挂国旗,后半夜补挂与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晴。

    早晨,仍然被一个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仍然赶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来。品青的回信来了,说孔德学校没有《闾邱辨囿》。

    也还是因为那一本《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因为那里面讲到中国的肴馔,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国的肴馔。我于此道向来不留心,所见过的旧记,只有《礼记》里的所谓“八珍”〔27〕,《酉阳杂俎》〔28〕里的一张御赐菜帐和袁枚名士的《随园食单》〔29〕。元朝有和斯辉的《饮馔正要》〔30〕,只站在旧书店头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买不起。唐朝的呢,有杨煜的《膳夫经手录》〔31〕,就收在《闾邱辨囿》中。现在这书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尝听到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中外人士以为可口,卫生,第一而第n的,当然不是这些;应该是阔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馔。但我总觉得不能因为他们这么吃,便将中国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虽然出了两三位“高等华人”,而别的人们也还是“下等”的一般。

    安冈氏的论中国菜,所引据的是威廉士的《中国》〔32〕(《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在最末《耽享乐而淫风炽盛》这一篇中。其中有这么一段——

    “这好色的国民,便在寻求食物的原料时,也大概以所想像的**底效能为目的。从国外输入的特殊产物的最多数,就是认为含有这种效能的东西。……在大宴会中,许多菜单的最大部分,即是想像为含有或种特殊的强壮剂底性质的奇妙的原料所做。……”

    我自己想,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但还不至于将肴馔和壮阳药并合。“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33〕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

    安冈氏又自己说——

    “笋和支那人的关系,也与虾正相同。彼国人的嗜笋,可谓在日本人以上。虽然是可笑的话,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的罢。”

    会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宝贵的,所以曾有“会稽竹箭”〔34〕的话。然而宝贵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于战斗,并非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多竹,即多笋;因为多,那价钱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乡,就吃了十多年笋,现在回想,自省,无论如何,总是丝毫也寻不出吃笋时,爱它“挺然翘然”的思想的影子来。因为姿势而想像它的效能的东西是有一种的,就是肉苁蓉〔35〕,然而那是药,不是菜。总之,笋虽然常见于南边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头的电干和屋里的柱子一般,虽“挺然翘然”,和**的大小大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而洗刷了这一点,并不足证明中国人是正经的国民。要得结论,还很费周折罢。可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冈氏又说,“去今十余年前,有……称为《留东外史》〔36〕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地描写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特地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