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剧本，是从英国Ｌ．Ａ．Ｍａｇｎｕｓ和Ｋ．Ｗａｌｔｅｒ所译的《Ｔｈｒｅｅ Ｐｌａｙｓ ｏｆ Ａ．Ｖ．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２〕中译出的。
原书前面，有译者们合撰的导言，与本书所载尾濑敬止〔３〕的小传，互有详略之处，著眼之点，也颇不同。现在摘录一部分在这里，以供读者的参考——“Ａｎａｔｏｌｉ Ｖａｓｉｌｉｅｖｉｃｈ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４〕以一八七六年生于Ｐｏｌｔａｖａ省〔５〕，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主，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族本是半贵族的大地主系统，曾经出过很多的智识者。他在Ｋｉｅｗ〔６〕受中学教育，然后到Ｚｕｒｉｃｈ大学〔７〕去。在那里和许多俄国侨民以及Ａｖｅｎａｒｉｕｓ和Ａｘｅｌｒｏｄ〔８〕相遇，决定了未来的状态。从这时候起，他的光阴多费于瑞士，法兰西，意大利，有时则在俄罗斯。
他原先便是一个布尔塞维克，那就是说，他是属于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斯派的。这派在第二次及第三次会议占了多数，布尔塞维克这字遂变为政治上的名词，与原来的简单字义不同了。他是第一种马克斯派报章Ｋｒｙｌｉａ（翼）〔９〕的撰述人；是一个属于特别一团的布尔塞维克，这团在本世纪初，建设了马克斯派的杂志ＶｐｅｒｅCｄ（前进），并为此奔走，他同事中有Ｐｏｋｒｏｖｓｋｉ，Ｂｏｇｄáｎｏｖ及Ｇｏｒｋｉ〔１０〕等，设讲演及学校课程，一般地说，是从事于革命的宣传工作的。他是莫斯科社会民主党结社的社员，被流放到Ｖｏｌｏｇｄａ〔１１〕，又由此逃往意大利。在瑞士，他是Ｉｓｋｒａ（火花）〔１２〕的一向的编辑，直到一九○六年被门维克所封禁。一九一七年革命后，他终于回了俄罗斯。
这一点事实即以表明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灵感的创生，他极通晓法兰西和意大利；他爱博学的中世纪底本乡；许多他的梦想便安放在中世纪上。同时他的观点是绝对属于革命底俄国的。在思想中的极端现代主义也一样显著地不同，连系着半中世纪的城市，构成了“现代”莫斯科的影子。中世纪主义与乌托邦在十九世纪后的媒介物上相遇〔１３〕——极像在《无何有乡的消息》里——中世纪的郡自治战争便在苏维埃俄罗斯名词里出现了。
社会改进的浓厚的信仰，使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作品著色，又在或一程度上，使他和他的伟大的革命底同时代人不同。
Ｂｌｏｋ〔１４〕，是无匹的，可爱的抒情诗人，对于一个佳人，就是俄罗斯或新信条，怀着Ｓｉｄｎｅｙ〔１５〕式的热诚，有一切美，然而纤弱，恰如Ｓｈｅｌｌｅｙ〔１６〕和他的伟大；Ｅｓèｎｉｎ〔１７〕，对于不大分明的理想，更粗鲁而热情地叫喊，这理想，在俄国的人们，是能够看见，并且觉得其存在和有生活的力量的；Ｄｅｍｉａｎ Ｂｅｄｎｙ〔１８〕是通俗的讽刺家；或者别一派，大家知道的ＬＥＦ（艺术的左翼战线），这法兰西的Ｅｓｐｒｉｔ Ｎｏｖｅａｕ（新精神），在作新颖的大胆的诗，这诗学的未来派和立体派；凡这些，由或一意义说，是较纯粹的诗人，不甚切于实际的。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常常梦想建设，将人类建设得更好，虽然往往还是“复故”
（ｒｅｌａｐｓｉｎｇ）。所以从或一意义说，他的艺术是平凡的，不及同时代人的高翔之超迈，因为他要建设，并不浮进经验主义者〔１９〕里面去；至于Ｂｌｏｋ和Ｂｅｌｙ〔２０〕，是经验主义者一流，高超，而无所信仰的。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文学底发展大约可从一九○○年算起。他最先的印本是哲学底讲谈。他是著作极多的作家。他的三十六种书，可成十五巨册。早先的一本为《研求》，是从马克斯主义者的观点出发的关于哲学的随笔集。讲到艺术和诗，包括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和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２１〕的评赞，在这些著作里，已经预示出他那极成熟的诗学来。《实证美学的基础》《革命底侧影》和《文学底侧影》都可归于这一类。在这一群的短文中，包含对于智识阶级的攻击；争论，偶然也有别样的文字，如《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假面中的理想》《科学、艺术及宗教》《宗教》〔２２〕《宗教史导言》等。他往往对于宗教感到兴趣，置身于俄国现在的反宗教运动中。……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又是音乐和戏剧的大威权，在他的戏剧里，尤其是在诗剧，人感到里面鸣着未曾写出的伤痕。……
十二岁〔２３〕时候，他就写了《诱惑》，是一种未曾成熟的作品，讲一青年修道士有更大的理想，非教堂所能满足，魔鬼诱以**（Ｌｕｓｔ），但那修道士和**去结婚时，则讲说社会主义。第二种剧本为《王的理发师》，是一篇淫猥的**主义的挫败的故事，在监狱里写下来的。其次为《浮士德与城》，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终在一九一六年改定，初稿则成于一九○八年。后作喜剧，总名《三个旅行者和它》。《麦奇》是一九一八年作（它的精华存在一九○五年所写的论文《实证主义与艺术》中），一九一九年就出了《贤人华西理》及《伊凡在天堂》。于是他试写历史剧《Ｏｌｉｖｅｒ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和《Ｔｈｏｍａｓ Ｃａｍｐａ－ｎｅｌｌａ》〔２４〕；然后又回到喜剧去，一九二一年成《宰相和铜匠》及《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后一种是一九一六年开手的。《熊的婚仪》则出现于一九二二年。（开时摘译。）就在这同一的英译本上，有作者的小序，更详细地说明着他之所以写这本《浮士德与城》的缘故和时期——
“无论那一个读者倘他知道Ｇｏｅｔｈｅ的伟大的‘Ｆａｕ－ｓｔ’〔２５〕，就不会不知道我的《浮士德与城》，是被‘Ｆａｕｓｔ’的第二部的场面所启发出来的。在那里Ｇｏｅｔｈｅ的英雄寻到了一座‘自由的城’。这天才的产儿和它的创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问题的解决，在戏剧的形式上，一方面，是一个天才和他那种开明**的倾向，别一方面，则是德莫克拉西〔２６〕的——这观念影响了我而引起我的工作。在一九○六年，我结构了这题材。一九○八年，在Ａｂｒｕｚｚｉ Ｉｎｔｒｏｄａｃｑｕｅ〔２７〕地方的宜人的乡村中，费一个月光阴，我将剧本写完了。我搁置了很长久。至一九一六年，在特别幽美的环境中，Ｇｅｎｅｖａ湖的Ｓｔ．Ｌｅｇｅｒ〔２８〕这乡村里，我又作一次最后的修改；那重要的修改即在竭力的剪裁（Ｃｕｔ）。”（柔石摘译）
这剧本，英译者以为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是的确的。但也是作者的世界革命的程序的预想。浮士德死后，戏剧也收场了。然而在《实证美学的基础》里，我们可以发见作者所预期于此后的一部分的情形——
“……新的阶级或种族，大抵是发达于对于以前的支配者的反抗之中的。而且憎恶他们的文化，是成了习惯。所以文化发达的事实底的步调，大概断断续续。在种种处所，在种种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