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先生〔２〕忽然在教育改进社年会的讲坛上“劝治史学”

    以“保存国性”，真是慨乎言之。但他漏举了一条益处，就是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３〕大概是不甚治史学的，所以将多用惊叹符号应该治罪的话，当作一个“幽默”。其意盖若曰，如此责罚，当为世间之所无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学的。所以于史学很生疏。但记得宋朝大闹党人〔４〕的时候，也许是禁止元钓学术的时候罢，因为党人中很有几个是有名的诗人，便迁怒到诗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条命令，不准大家做诗，违者笞二百！〔５〕而且我们应该注意，这是连内容的悲观和乐观都不问的，即使乐观，也仍然答一百！

    那时大约确乎因为胡适之〔６〕先生还没有出世的缘故罢，所以诗上都没有用惊叹符号，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万了，加上“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７〕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万。衣萍先生所拟的区区打几百关几年，未免过于从轻发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个很宽大的“民之父母”〔８〕，只是想学心理学是不很相宜的〔９〕。

    然而做诗又怎么开了禁呢？听说是因为皇帝先做了一首，于是大家便又动手做起来了。

    可惜中国已没有皇帝了，只有并不缩小的炮弹在天空里飞，那有谁来用这还未放大的炮弹呢？

    呵呀！还有皇帝的诸大帝国皇帝陛下呀，你做几首诗，用些惊叹符号，使敝国的诗人不至于受罪罢！唉！！！

    这是奴隶的声音，我防爱国者要这样说。

    诚然，这是对的，我在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个他族的奴隶，国性还保存着，所以“今尚有之”，而且因为我是不甚相信历史的进化的，所以还怕未免“后仍有之”。旧性是总要流露的，现在有几位上海的青年批评家，不是已经在那里主张“取缔文人”，不许用“花呀”“吾爱呀”了么？但还没有定出“笞令”来。

    倘说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进化；那么，我也就可以算从他族的奴隶进化到同族的奴隶，臣不胜屏营欣忭之至！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　太炎　章炳麟，参看本卷第６页注〔６〕。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上，作《劝治史学及论史学利病》的讲演，其中说：“生为一国之民，不治本国史学，直谓之无国家无国民性之人可也，聚几万万无国民性之人以立国，则国魂已失。”教育改进社，全称“中华教育改进社”，一九二二年七月成立于济南。主要成员有熊希龄、陶知行（行知）、王伯秋等。

    〔３〕　衣萍　章鸿熙（１９００—１９４７），字衣萍，安徽绩溪人。当时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