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还是生着“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说过的所谓《珍本丛书》之一的张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牍类里，有《又与毅儒八弟》的信，开首说：“前见吾弟选《明诗存》，有一字不似钟谭〔３９〕者，必弃置不取；今几社诸君子盛称王李〔４０〕，痛骂钟谭，而吾弟选法又与前一变，有一字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钟谭之诗集，仍此诗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何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乃至斯极耶？盖吾弟喜钟谭时，有钟谭之好处，尽有钟谭之不好处，彼盖玉常带璞，原不该尽视为连城；吾弟恨钟谭时，有钟谭之不好处，仍有钟谭之好处，彼盖瑕不掩瑜，更不可尽弃为瓦砾。吾弟勿以几社君子之言，横据胸中，虚心平气，细细论之，则其妍丑自见，奈何以他人好尚为好尚哉！……”

    这是分明的画出随风转舵的选家的面目，也指证了选本的难以凭信的。张岱自己，则以为选文造史，须无自己的意见，他在《与李砚翁》的信里说：“弟《石匮》一书，洶笔四十余载，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划，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镜，也不能虚，所以立“虚心平气”为选诗的极境，“并不自立意见”为作史的极境者，也像立“静穆”为诗的极境一样，在事实上不可得。数年前的文坛上所谓“第三种人”杜衡辈，标榜超然，实为群丑，不久即本相毕露，知耻者皆羞称之，无待这里多说了；就令自觉不怀他意，屹然中立如张岱者，其实也还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论东林〔４１〕云：“……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４２〕。……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间线索甚清，门户甚迥。……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４３〕，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４４〕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４５〕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这真可谓“词严义正”。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尤其是时敏，虽在三百年后，也何尝无此等人，真令人惊心动魄。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或者还更加一转云：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谢国桢〔４６〕先生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钩索文籍，用力甚勤，叙魏忠贤〔４７〕两次虐杀东林党人毕，说道：“那时候，亲戚朋友，全远远的躲避，无耻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党的旗帜底下了。说一两句公道话，想替诸君子帮忙的，只有几个书呆子，还有几个老百姓。”

    这说的是魏忠贤使缇骑捕周顺昌〔４８〕，被苏州人民击散的事。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４９〕，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张岱又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越绝诗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现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５０〕！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１〕本篇第六、七两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八、九两节最初发表于同年二月《海燕》第二期。

    〔２〕施蛰存对《集外集》的批评，见他在《文饭小品》第五期（一九三五年六月）发表的《杂文的文艺价值》一文，其中说：“他（鲁迅）是不主张‘悔其少作’的，连《集外集》这种零碎文章都肯印出来卖七角大洋；而我是希望作家们在编辑自己的作品集的时候，能稍稍定一下去取。因为在现今出版物蜂涌的情形之下，每个作家多少总有一些随意应酬的文字，倘能在编集子的时候，严格地删定一下，多少也是对于自己作品的一种郑重态度。”

    〔３〕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三○年前后他任青岛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时，曾取缔馆藏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鲁迅所译《文艺政策》在内。

    〔４〕蔡邕（１３２—１９２）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汉献帝时任左中郎将。后王允诛董卓，他受牵连下狱，死于狱中。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后人所辑的《蔡中郎文集》十卷。在萧统《文选》中选有他的《郭有道碑文》。《述行赋》系有愤于当时宦官擅权而作。这里所引的四句，“工巧”原作“变巧”，“委”原作“消”（《蔡中郎文集》、《续古文苑》所载并同）。《续古文苑》，二十卷，清代孙星衍编。

    〔５〕“愿在丝而为履”四句，见陶潜所作《闲情赋》。他在该文的序中说：“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这里说“止于礼义”，即指此。“止于礼义”，语见《诗经·关雎》序：“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６〕“精卫衔微木”四句，见陶潜所作《读山海经》之十。精卫事见《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名曰精卫，其名自叫，是炎帝之少女……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形天事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７〕“金刚怒目”见《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引《谈薮》：“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怒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８〕《青光》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林语堂的话原见刊于《宇宙风》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所作的《烟屑》，原文为：“吾好读极上流书或极下流书，中流书读极少。上流如佛老孔孟庄生，下流如小调童谣民歌盲词，泼妇骂街，船婆毒咒等。世界作品百分之九十五居中流，居中流者偷下袭上，但皆偷的不好。”

    〔９〕《论语》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一九三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一七期停刊。《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十二期停刊。《宇宙风》，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陶亢德编辑，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五二期停刊。

    〔１０〕“意德沃罗基”德语ｌｄｅｏｌｏｇｉｅ的音译，即“意识形态”。

    〔１１〕张岱（１５９７—１６７９）字宗子，石公，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著有《石匮书》、《琅嬛文集》、《陶庵梦忆》等。《琅嬛文集》是他的诗文杂集，六卷，这里所指的“特印本”是《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一，由刘大杰校点，后面有乙亥（１９３５）十月卢前的跋文，其中说：“世方好公安竟陵之文，得宗子翩跹其间，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知文章升降，故有其自也。”卢前，字冀野（１９０５—１９５１），江苏南京人，戏曲研究者，曾任光华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

    〔１２〕《景清刺》是一首关于景清谋刺永乐帝（朱棣）的乐府诗。参看本卷第１７５页注〔１８〕。

    〔１３〕“本色”林语堂在《文饭小品》第六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发表的《说本色之美》一文中说：“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

    〔１４〕《琴操》古琴曲，又指与古琴曲相配合的乐歌。张岱《琅嬛文集》中有《琴操》十章，《脊令操》是其中之一。脊令，一作鹡鸰，一种鸣禽类的小鸟。《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后常喻作兄弟友爱。

    〔１５〕关于唐太宗射杀建成元吉的事，据《新唐书·太宗皇帝本纪》载：“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按即李世民，时封秦王），未发。（武德）九年（６２６）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同书《隐太子建成传》载：“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尉迟）敬德追杀之。”又同书《魏征传》载：“魏征（５８０—６４３），字玄成，魏州曲城（今河北巨鹿）人……隐太子（建成）引为洗马。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贞观）十七年，疾甚。……帝亲问疾，屏左右，语终日乃还。……是夕，帝梦征若平生，及旦，薨。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

    〔１６〕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是他模拟周文王（西伯）的口气写的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

    〔１７〕《述酒》陶潜的这首诗，据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卷三的注语，认为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晋元熙二年（４２０）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张伟使鸩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

    〔１８〕《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月刊。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

    〔１９〕朱光潜安徽桐城人，文艺理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这里所说的文章发表于《中学生》杂志第六十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２０〕《江赋》晋代郭璞作；《海赋》，晋代木华作。《小园》和《枯树》，二赋是北周庾信作。

    〔２１〕“只在此山中”二句，见唐代诗人贾岛《寻隐者不遇》一诗。“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诗人白居易《宴散》一诗。

    〔２２〕“至心归命礼”二句，是道教经典中常见的话，意思是诚心皈依道教，礼拜玉皇大帝。

    〔２３〕沙孚（Ｓａｐｐｈｏ）通译萨福，约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古希腊女诗人。她流传至今的作品只有两三篇完整的短诗和一些断片，内容主要是歌颂爱情和友谊。

    〔２４〕亚波罗希腊神话中光明、艺术与健康之神。

    〔２５〕钱起（７２２—约７８０）字仲文，吴兴（今属浙江）人。唐天宝间进士，曾任考功郎中，唐代诗人中“大历十才子”之一。著有《钱考功集》。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７６６—７７９）。

    〔２６〕“省试”唐代各州县贡士到京城参加考试，由尚书省的礼部主试，故称省试或礼部试。

    〔２７〕椒兰指楚大夫子椒和楚怀王少子子兰。屈原在《离骚》中说：“余既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椒专佞以慢剥兮，菭又欲充夫佩帏。”据后汉王逸注：“兰，怀王少弟（按应为少子）司马子兰也，……内无诚信之实，但有长大之貌，浮华而已。……椒，楚大夫子椒也，……行淫慢佞谀之志，又欲援引面从不贤之类使居亲近。”

    〔２８〕《大历诗略》清代乔亿评选的唐诗选集，共六卷。

    〔２９〕丈六佛家语，指佛的身量。晋代袁宏《后汉纪·明帝纪》载：“佛身长一丈六尺。”

    〔３０〕嵇康的著作今存《嵇中散集》十卷，有鲁迅校本。集中附录嵇喜、郭遐周等人的赠答诗共十四首，向子期、张辽叔等人的论难文共四篇。

    〔３１〕阮籍的著作今存《阮籍集》十卷。集中有《答伏义书》，并录有伏义的《与阮嗣宗书》。伏义，字公表，生平不详。

    〔３２〕《谢宣城集》南朝齐诗人谢朓的诗文集，今存五卷，书后有宋代娄拜跋：“小谢自有全集十卷，但世所罕传……考其上五卷，赋与乐章以外，诗乃百有二首，而唱和联句，他人所囗见者不与焉……其下五卷则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其可采者已载于本传、《文选》，余视诗劣焉，无传可也。”谢朓（４６４—４９９），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官宣城太守。

    〔３３〕《独秀文存》陈独秀的文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内分论文、随感录、通信三类；其中附录别人的论文、通信十四篇。

    〔３４〕“传之其人”语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３５〕“榛楛弗剪”语出晋代陆机《文赋》：“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榛楛，丛生的荆棘。

    〔３６〕杨邨人曾在《现代》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声称：“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

    〔３７〕“假想敌”杜衡在《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一文中说：“杂文是战斗的。……但有时没有战斗的对象，而这‘战斗的’杂文依然为人所需要，于是乎不得不去找‘假想敌’。……至于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三分是为了除了杂文无文可写，除了骂人无杂文可写，除了胡乱找‘假想敌’无人可骂之故。”

    〔３８〕禹鼎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左传》宣公三年载周大夫王孙满的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网两莫能逢之。”据晋代杜预注：“螭（同魑），山神，兽形；魅，怪物；网两，水神。”

    〔３９〕钟谭指明代文学家钟惺（１５７４—１６２４）和谭元春（１５８６—１６３７）。二人都是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与袁中郎等的公安派基本相同；但为矫公安派的“浮浅”，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以致流于冷涩，被称为竟陵派。

    〔４０〕几社明末陈子龙、夏允彝等在江苏松江组织的文学社团。明亡后社中主要成员多参加抗清。王李，指明代文学家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和李攀龙（１５１４—１５７０）。他们是提倡拟古的“后七子”的代表人物。

    〔４１〕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气，形成了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他们遭到宦官魏忠贤的残酷迫害和镇压，被杀害的达数百人。

    〔４２〕元祐党碑宋徽宗时，蔡京当权，奏请把宋哲宗（年号元祐）朝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奸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党人子孙却引以为荣，当党人碑被毁之后，还重新摹刻。

    〔４３〕王图陕西耀州人，明万历时任吏部侍郎。李三才，陕西临潼人，明万历时任凤阳巡抚。项煜，吴县（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至詹事，李自成克北京，项归降。周钟，南直（今属江苏）金坛人，明崇祯癸未庶吉士，李自成克北京，周归降。

    〔４４〕时敏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兵科给事中、江西督漕。李自成克北京，时归降。

    〔４５〕科道明清官制，都察院所属礼、户、吏、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统称为科道。任孔当在南明鲁王小朝廷任浙江道监察御史。

    〔４６〕谢国桢号刚主，河南安阳人，史学家。著有《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九三四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４７〕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杀较为正直有气节的人。当时一些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对他竞相谄媚，丑态百出。据《明史·魏忠贤传》所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４８〕周顺昌（１５８４—１６２６）字景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天启中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后被魏忠贤陷害，死于狱中。《明史·周顺昌传》载：“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蜂拥大呼，势如山崩。鐮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

    〔４９〕《大美晚报》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国人撒克里（ＴＯＴｈａｃ－ｋｒｅｙ）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一九三三年一月另出汉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这里所说的学生游行，是指“一二九”学生运动。

    〔５０〕关于不要再请愿的主张，参看《华盖集续编·“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