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曾有一个时候，我们很少能够从本国的刊物上，知道一点苏联的情形。虽是文艺罢，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学者们，也如千金小姐的遇到柏油一样，不但决不沾手，离得还远呢，却已经皱起了鼻子。近一两年可不同了，自然间或还看见几幅从外国刊物上取来的讽刺画，但更多的是真心的绍介着建设的成绩，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气了。这些绍介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的政治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得邻人的平和的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这高兴来分给中国人。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２〕的必说真话的人们。

    但那些绍介，都是文章或照相，今年的版画展览会，却将艺术直接陈列在我们眼前了。作者之中，很有几个是由于作品的复制，姓名已为我们所熟识的，但现在才看到手制的原作，使我们更加觉得亲密。

    版画之中，木刻是中国早已发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从新兴起的〔３〕是取法于欧洲，与古代木刻并无关系。不久，就遭压迫，又缺师资，所以至今不见有特别的进步。我们在这会里才得了极好，极多的模范。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内战时期，就改革木刻，从此不断的前进的巨匠法复尔斯基（ＶＦａｖｏｒｓ－ｋｙ）〔４〕，和他的一派兑内加（ＡＤｅｉｎｅｋａ）〔５〕，冈察洛夫（ＡＧｏｎｃｈａｒｏｖ）〔６〕，叶卡斯托夫（ＧＥｃｈｅｉｓｔｏｖ）〔７〕，毕珂夫（ＭＰｉｋｏｖ）等，他们在作品里各各表现着真挚的精神，继起者怎样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却用不同的方法，使我们知道只要内容相同，方法不妨各异，而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

    兑内加和叶卡斯托夫的作品，是中国未曾绍介过的，可惜这里也很少；和法复尔斯基接近的保夫理诺夫（ＰＰａｖｌｉｎｏｖ）的木刻，我们只见过一幅，现在却弥补了这缺憾了。

    克拉甫兼珂（ＡＫｒａｖｃｈｅｎｋｏ）〔８〕的木刻能够幸而寄到中国，翻印绍介了的也只有一幅，到现在大家才看见他更多的原作。他的浪漫的色彩，会鼓动我们的青年的热情，而注意于背景和细致的表现，也将使观者得到裨益。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这弊病还常见于现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里，克拉甫兼珂的新作《尼泊尔建造》（Ｄｎｅｐｒｏｓｔ－ｒｏｙ），是惊起这种懒惰的空想的警钟。至于毕斯凯莱夫（ＮＰｉｓｋａｒｅｖ），则恐怕是最先绍介到中国来的木刻家。他的四幅《铁流》〔９〕的插画，早为许多青年读者所欣赏，现在才又见了《安娜·加里尼娜》〔１０〕的插画，——他的刻法的别一端。

    这里又有密德罗辛（ＤＭｉｔｒｏｋｈｉｎ），希仁斯基（ＬＫｈｉｚ－ｈｉｎｓｋｙ），莫察罗夫（ＳＭｏｃｈａｌｏｖ）〔１１〕，都曾为中国豫先所知道，以及许多第一次看见的艺术家，是从十月革命前已经有名，以至生于二十世纪初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都在向我们说明通力合作，进向平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