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３１〕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３２〕。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３３〕，也要巴金负责？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黄源未尝作文捧我，也没有给我做过传，不过专办着一种月刊，颇为尽责，舆论倒还不坏，怎么便是“谄”，怎么便是对于我的“效忠致敬”？难道《译文》是我的私产吗？黄源“奔走于傅郑〔３４〕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没有见过，至于他和我的往还，却不见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凭着什么，来断定和谄佞于傅郑门下者“无异”？当这时会，我也就是证人，而并未实见的徐懋庸，对于本身在场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莫非这是“了解”了“现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吗？“和全世界都一样”的吗？那么，可真要吓死人！
其实“现在的基本政策”是决不会这样的好像天罗地网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战友吗？“诈”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灭胡风的文字，打倒黄源的《译文》呢，莫非这里面都是“二十一条”〔３５〕和“文化侵略”吗？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自然，战线是会成立的，不过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先前已有这样的前车，而覆车之鬼，至死不悟，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
在左联〔３６〕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就是《死魂灵》，当《译文》停刊后，《世界文库》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报却说“郑振铎腰斩《死魂灵》”，或鲁迅一怒中止了翻译。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但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不过也已经胡涂得可观。（否则，便是骄横了。）例如他信里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们的盾牌，……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是从修身上来打击胡风的诈，黄源的谄，还是从作文上来打击胡风的论文，黄源的《译文》呢？——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认识他们，“打击”就“感到绝大的困难”？对于造谣生事，我固然决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们义正词严，我能替他们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吗？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我真要祝祷“国防文学”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许又是我近半年来，“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罪恶了。临末，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太林传》〔３７〕。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有从新细读的必要。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八月三——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搞，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一九三五年后半年，中国**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２〕徐懋庸参看本卷第２９３页注〔１〕。
〔３〕巴金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等。黄源，浙江海盐人，翻译家。曾任《文学》月刊编辑、《译文》月刊编辑。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左联”成员。
〔４〕“文艺家协会”全名“中国文艺家协会”。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成立于上海。该会的宣言发表于《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５〕“先安内而后攘外”这是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卖国政策。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一次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卖国政策辩护。
〔６〕《文学界》月刊，周渊编辑，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这里所说“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指何家槐的《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和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
〔７〕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和“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两段话。
〔８〕鸳鸯蝴蝶参看本卷第４１９页注〔９〕。
〔９〕法国的人民阵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形成的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三五年正式成立，参加者为**、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他党派。按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未引例法国的人民阵线。该文只是说：“这里，我们可以举行国外的例证。如去年六月举行的巴黎保卫文化大会，在那到会的代表二十多国，人数多至二百七八十人的作家和学者之中，固然有进步的作家和评论家如巴比塞、勃洛克、马洛、罗曼罗兰、尼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诺夫等等，可是同时也包含了福斯脱、赫胥黎、以及耿痕脱这些比较落后的作家。”
〔１０〕指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１１〕杜衡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４〕。杨邨人，参看本卷第１４９页注〔９〕；韩侍桁，天津人。他们都鼓吹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杜衡的主张相呼应。
〔１２〕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国防·污池·炼狱》：“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并不是……一定要声声爱国，一定要句句救亡，然后才是‘国防文艺’……我也相信，‘国防文艺’可以称为广义的爱国文艺。”
〔１３〕徐懋庸的话见于他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关于现阶段的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文学，早已有人根据政治情势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倾向，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且已经为大众所认识，所拥护。但在胡风先生的论文里，对于这个口号……不予批评而另提关于同一运动的新口号，……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呢？”
〔１４〕“白衣秀士”王伦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见该书第十九回。
〔１５〕即收入本书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１６〕胡风的这篇文章，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于《文学丛报》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其中提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
〔１７〕茅盾沈雁冰的笔名，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子夜》、《蚀》等。
〔１８〕聂绀弩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２〕。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的《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一文中说：“无疑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阶段上是居于第一位的；它必然像作者所说：‘会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只要作家不是为某一个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效力的，只要他不是用封建的，色情的东西来麻醉大众减低大众底趣味的，都可以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之下联合起来。”
〔１９〕辛人即陈辛仁，广东普宁人。当时是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在《现实文学》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发表的《论当前文学运动底诸问题》一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口号是有提倡底必要的，然而，它应该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主要的一部分，它不能包括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内容。以国防文学这口号来否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和用后者来否定前者同样地不充分的。国防文学这口号底时候性不能代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底时期性，同样地，在时期性中也应有时候性底存在……在一个时期性的口号下，应该提出有时候性的具体口号，以适应和引导各种程度上的要求；因为后者常常是作为容易感染普通人民的口号的缘故。”
〔２０〕两本版画指作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翻印的《死魂灵百图》和七月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都由作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一本杂感，指《花边文学》，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２１〕《死魂灵》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这里说的“译过几章”，指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续译的该书第二部残稿三章。
〔２２〕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的签名。这个宣言曾刊载于《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和《文学丛报》第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２３〕咸肉庄上海话，一种变相的妓院。
〔２４〕指沈端先（夏衍）。
〔２５〕田汉参看本卷第２１４页注〔９〕。周起应，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还有另两个，指沈端先和阳翰笙。
〔２６〕穆木天（１９００—１９７１）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上海被捕。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大晚报》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
〔２７〕《现实文学》月刊，尹庚、白曙编辑，一九三六年七月在上海创刊。第三期改名《人民文学》，后即停刊。该刊第一期发表了ＯＶ（冯雪峰）笔录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二文。
〔２８〕周文（１９０７—１９５２）又名何谷天，四川荥经人，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他的短篇小说《山坡上》在《文学》第五卷第六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时，曾被该刊编者傅东华删改；因而他在同刊第六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给编者的信表示抗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社会日报》发表了署名黑二的《〈文学〉起内哄》一文，其中说：“周文是个笔名，原来就是何谷天，是一位七、八成新的作家。他后面，论‘牌头’有周鲁迅，讲‘理论’有左翼社会主义的第三种人的民族文学理论家‘胡风、谷非、张光仁’。”
〔２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社会日报》刊登虹儿的《鲁迅将转变？谷非、张光人近况如何？》一文，其中说：“刻遇某文坛要人，据谓鲁迅翁有被转变的消息。……关于鲁迅翁的往哪里去，只要看一看引进员谷非、张光人、胡丰先生的行动就行了。”
〔３０〕田汉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捕，同年八月经保释出狱后，曾在南京主持“中国舞台协会”，演出他所编的《回春之曲》、《洪水》、《械斗》等剧。以后接受了党组织的批评，中止了这一活动。
〔３１〕“安那其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安那其，法语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ｅ的音译。
〔３２〕战斗的宣言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３３〕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一九三六年二月，由西班牙**、社会党等组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西班牙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成立了联合政府。同年七月，以佛朗哥为首的右派势力在德、意两国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一九三九年联合政府被推翻。当时参加人民阵线的无政府主义工团派在内部制造分裂，对革命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３４〕傅郑指傅东华和郑振铎。参看本卷第３４８页注〔４〕、第５２２页注〔４〕。他们二人曾同为《文学》月刊的主编。
〔３５〕“二十一条”指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当时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
〔３６〕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丁玲、周扬等。一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
〔３７〕《斯太林传》法国巴比塞著，中译本改以原著副题《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为书名，徐懋庸译，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海大陆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