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怎么办？他自己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１这话说得很实在。墨翟和阮籍，都是走了回头路，鲁迅内心的“鬼气”，也正是要拉他往回走。退回十年前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索性回到家中，关上窗户，背对社会上的喧嚣，自己选一样合意的事情，坐下来静静地做——在整个二十年代末期，这样的生活一直诱惑着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他还在犹豫，是否该“暂且静静，做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２但是，他其实并不能退回去。十年前他形同单身，现在身边却有了许广平，这位倔强的姑娘所以会追随左右，可不只是出于一般的男女爱情，她首先是敬服他对黑暗社会的决绝态度，才接着生出了爱慕之情。也就是说，他们的相爱建立在鲁迅作为一个启蒙先驱的基础之上，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新家庭，首先就不允许他将它当成北京的绍兴会馆。何况鲁迅自己也不愿意退回去，这等于承认自己失败，承认这些年来的挣扎都毫无意义，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甘心呢？只要有一线机会，他就不愿意走回头路。
既不愿转身，那就只有如他自己所说的，先坐下来歇一会，再抬脚跨步，“姑且走走”。事实上，他因答有恒的那封信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出了“姑且走走”的大致方向：“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这真是非常精确的预言，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的大致的生活状况、几乎全包括在这段话中。其实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却仍挣扎着要在纸上写一点东西，这还是他在三十年代的基本姿态；他赖以维持这姿态的两支最顺手的拐杖，也正是那个“麻痹”和“忘却”。
所谓“麻痹”，就是将注意力转开，不去想那些没有答案的大苦恼，只考虑日常生计，也就是“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可是，以鲁迅当时的情形，怎样安排今后的生计呢？做官自然不行了。仍到大学去教书？经历过在北京、厦门和广州的种种刺激，他现在是既对青年失了信任，又对同事间的倾轧深感厌恶，几乎从搬出中山大学的那一天起，就打定主意要“脱离教书生活”，３他不想再与人做什么同事，情愿一个人单干，做一名以文字为生的自由人。可是，以哪一种文字为生呢？心境是这样消沉，先前的呐喊式的文章和小说当然是不能做了。那么做研究？他对这个倒是一向就有自信，还在厦门时，就对许广平说过：“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４但是，真要作研究，譬如写他一直想写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字体变迁史》他就必须沉潜下心，整个陷进古书堆里，这和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实际上也差不多了，他又不愿意。因此，他初到上海时，是选择了翻译这一条路，还明白对熟人宣布：“我在上海，大抵译书。”５算起来，他“译书”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那多半是借它作启蒙的工具，对翻译本身，他其实并无太大的兴趣。因此，即便现在选它作自己的谋生之道，他也很难长久地专注于它，一有什么事情打岔，心思就很容易分散开去。”他自己也知道，到上海才两个月，就已经担心了：“本想从事译书，今竟不知可能如愿。”。他怪别人干扰太多，可如果他自己真想译书，几个朋友的应酬，若干访客的邀约，还不容易对付吗？归根结蒂，还是他自己心神不定，不知道究竟做什么好。这也难怪，有那样的大苦恼纠缠于心，他确实难于看清腹前的路，难于决定该何去何从。所以他租下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房子，却并不买齐家具，似乎随时准备卷钳盖走路。你想想，连家安在哪里，以什么谋生，他都定不下来，他又如何“麻痹”自己呢？
他还有另一条办法，就是“忘却”，竭力淡忘种种阴暗的记忆，重振乐观的热情，实在不能淡忘 ，也总要将它们尽量推至意识的边缘，腾出地方来酿造新的希望。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跨进刺丛里，姑且走走”。人真是习惯的俘虏，明明遇上了穷途，这穷途就说明原先的走法不对头，可只要还没有学会新的走法，他一抬脚，一跨步，就还是会依照先前的老走法。他只会这一种，倘要“姑且走走”，不用它又怎么办？鲁迅正是如此。从迎接绍兴“光复”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他不断地用“忘却”来振作自己，种种似乎能够“忘却”，而终于又全部记起的徒劳的痛苦，他是体验得太多，也太深了。但是，当他现在救助自己，挣扎着不愿没人虚无感的时候，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条办法，仍然只是“忘却”，这是怎样令人悲哀的事情？十年前他用什么姿势爬出那座“待死”的深坑，他现在就只能还是用那个姿势。
你看他到上海后，虽然抱怨别人的打拢，可只要有地方请他演讲，他总是应允前去，甚至半个月内连讲四五次。明明打定主意不再教书，一旦有人坚请，他就还是接受了劳动大学的聘书，实在是易培基做事太不像活、他才去退了聘书。在文学方面，他一到上海就复刊《语丝》，自任编辑。创造社来联合他，他欣然答应：那些人翻脸驾他了，他就一面还击，一面与郁达夫合作，创办《奔流》月刊，作文校对，跑印刷厂，写编后记，忙得四脚朝天。第二年又和柔石等几个青年人组织“朝花社”，办《朝花》周刊。他还想把北京的《未名》半月刊也移到上海来，由他作编辑，“取攻击姿态”，“大扫”一下文坛。７那在文学界“兴风作浪”的热情，简直比得上二十年代初了。甚至一些激进的社会团体来找他，他也非常热情。当时**有一个为援救被捕者而组织的“中国革命互济会”，鲁迅一到上海，就接受这互济会的一个成员的邀请，答应为互济会的刊物写稿；第二年春天，更正式加入这个组织，多次捐款。一九三０年初，又去参加也是**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会议，第一个作演讲，因此被推为发起人。几乎同时，又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但同意用“左翼”作团体的名称，还同意担任它的领导人。当年在东京参加光复会的热情，似乎又复活了。
当然，表现出“五四”式的热情，并不说明他心里就真有这种热情。他对那些激进团体的活动，心里常常并不以为然。有一次，送走一位互济会的来访者，他就对客厅里的其他朋友说：“这人真是老实，每次来都对我大讲一通革命**”，８在善意的椰揄中，分明表现出对那“革命**”的怀疑。成立自由运动大同盟，他更是摇头，在成立大会上发完言，他就提前离开了，事后还对动员他去开会的人说：这种组织“发个宣言之外，是无法做什么事的。”９至于左翼作家联盟，其中的许多中坚人物都来自创造社和太阳社，他们前不久还骂他“落伍”，是“二重的反革命”，现在却来尊他为领袖，他怎么可能会相信？冯乃超拿“左联”的纲领给他看，他一面表示“没意见”，一面又说：“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１０在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以后，他更向朋友描述说：“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前花色[绍兴方言，意谓没起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１１语气极为轻蔑。可是，尽管心存种种芥蒂，他仍然要去参加那些组织的活动。他在广州的后半年里，那样受人冷落，现在却有这些热情的团体来邀请他，有这些激进的青年来拥戴他，这使他重新感觉到自己的声望和价值，感觉到自己还有力量，你想想，单是为了证实这些感觉。他也应该去参加那些活动吧。说到底，不辞辛劳地各处演讲也好，在文坛上“四面八方地闹”也好１２，都是在作同样的证实。那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鬼气”压得他太厉害了，他情愿再一次戴上面具。他现在的心境比“五四”时阴郁得多，再要硬戴面具，它就自然大得多，也重得多，但他甘心承受，比起在沉默中听任虚无感咬啮自己，借频繁的行动来忘却痛苦，总要容易些吧。
也就从到上海开始，他陆续买来一批日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非常认真地读，单在一九二八年内，他就读了十多本这样的书 ，许广平甚至说他是“几乎每天手不释卷的在翻着这方面的著作。”１３他教许广平学日语，也用其中的一册《马克思读本》作教材，不仅详细讲解内容，还能够订正书上的错字。他甚至花力气将一部日文版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翻译出来。他自己笔下，也逐渐出现了用他理解的唯物主义来论人析事的文字。到后来，连和青年聊天，他口中也经常会吐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之类的新词。和朋友通信时，他更称赞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截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１４还在东京的时候，他就拜访过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得到日文版的《**宣言》；回国以后十几年间。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时有所闻。但他一直不怎么在意，即使书橱中放有这类书，也极少取出来仔细地读。可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似乎成了思想界的新兴潮流，那批口口声声说他“落伍”，骂他是“反革命”的青年人，手中也正是拿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甚至他翻译别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那些人也要冷嘲热讽，说他是投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再疏忽了。即便为了回击那些年轻人，他也得认真来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