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怅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１２我不禁想，倘是二个向来就活得自在的人，遇上这样的事情，也许会哈哈一笑，自认倒霉罢，但鲁迅却生发出那样强烈的悲愤，他显然是想到了自己不断碰壁的一生。他正要到上海去，到那同样有着洋主子，而同胞的奴气恐怕比香港更为炽盛的洋场去，轮船上的这一场屈辱遭遇，会给他心头蒙上一层怎样的暗影呢？

    在上海景云里寓所中（之二）

    果然，到上海才一个多月，他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发牢骚了：“应酬，陪客，被逼作文之事仍甚多 ，不能静，殊苦。”１３三个月之后又说：”我在上海……心也静不下来，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１４他去上海的本意，是想静静地休养一阵，既是缓减身体的疲惫，也是澄清思想的混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躲进草丛中，舔净自己的伤口。可哪里想到，他一踏上上海的码头，就又成为许多人包围的目标，纷纷上门拜访，还要约他写文章，拉他去作演讲。他到上海的第一个月内，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敲门，有时一天要来好几班；他搬进景云里的寓所才半个月，就已经有人笑嘻嘻地找来了，一定要请他去演讲。他当然要发牢骚了。

    不过，应酬虽然麻烦，毕竟也还热闹，朋友和慕名者的笑脸的簇拥，多少也可以拂去一些类似在船上遭人检查的不快。何况又有许广平陪伴在旁，楼上楼下都充盈着新的家庭温暖，单是应酬多一些，鲁迅大概也不过就是发几句牢骚，并不会真觉得大苦。但是，事情却远没有这样轻省。上海不比广州，与北京更不相同，这是一座混杂着精明和浅薄的现代城市，一个不断滋生出机敏、势利、浅薄和**裸的利害之心的大温床。形形色色的人都能在上海插一脚，上海的文坛和学界，也就格外显出五花八门的斑驳的色彩来。既有徐志摩、胡适那样的绅士派，也有蒋光慈、成仿吾那样的激进党，既有依附官方的御用文人，更有数量多得多的只知道迎合小市民的通俗“作家”：你想想，鲁迅这样一个人，骤然跨进这样一个世界。他将遭遇到的，哪里会只是那些应酬？

    比方说，他到上海才二十夭，地处江湾的一所劳动大学的校长易培基；就上门来请他去授课。他是鲁迅在北京时的熟人，态度又非常殷切，说是每次用汽车来接他，鲁迅就答应了。可是，才上第二次课、那汽车就姗姗来迟，害得他焦急地等了老半天，第三次干脆就不来了，”此后也没有下文，像这样不明不白的事情，他还是头一回遇到。”再比如，也是他刚到上海不久，郭沫若托郑伯奇和蒋光慈来找他，说是要联合起来：还在厦门的时候，他就有过这个打算，听了自然高兴，于是联名在报纸上登出启示，宣布要诙复《创造周报》。可这事又没有下文了，他等到一九二八年初，《创造周报》没有复刊，却出来一个新杂志叫《文化批判》，成仿吾和创造社的一批年轻成员在上面接二连三地批评他。到后来，蒋光慈和他的“太阳社”也一齐来指责他。阿英断言阿Ｑ的时代已经过去，《呐喊》、《仿徨》都过时了；郭沫若更化名“杜荃”，在创造社的刊物上骂他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是法西斯主义者！１５刚刚说好要联合，现在突然来围攻他，这叫他怎么受得了？甚至他在广州见过的青年残杀青年的“血的游戏”，在上海也又见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就在江湾的那所劳动大学里，警察和一部分手持棍棒的学生，闯入宿舍抓走据说是**的另一些学生，当有人把这事告诉鲁迅时，他喃喃他说：“学生也参加了搜捕……”１６显然是记起了半年前的广州。甚至连一向与他友善的北新书局，从北京迁来上海，书商的习气也愈益严重，欠了他将近万元的版税，迟迟不付，他只好请律师打官司，才一点一点地讨回来。

    还有更卑琐的搅扰在等看他呢。他初到景云里，是住在二十三号，周围非常嘈杂，尤其到晚上，唱京戏的吊嗓子声 ，搓麻将牌的哗啦声，赢了钱时的重敲台面和哈哈大笑声，经常是彻夜不停，使惯于夜间作文的鲁迅每每掷笔长叹。他家后门相对的，是一位名律师的家，这人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仗着父亲的威风，屡次向鲁迅家的厨房扔石头；鲁迅向那律师告状，不料小无赖的气焰更高，公然在鲁迅家的门上撒尿，画乌龟。鲁迅没有办法，就搬到景云里十八号，避开那户邻居。那小无赖却不罢休，竟在夜里偷愉将浸透煤油的引人纸扔进鲁迅家，想引起火灾！堂堂鲁迅，竟会碰上这样的事！也就在这时期，他在广州时的学生廖立峨，一直很恭敬地与他通信的，突然带着情人跑到上海，要做他的“义子”，在他家里连吃带住，几个月后都不走，还提出种种要求，最后是不欢而去，弄得他哭笑不得。又过了一年，他雇用的一位来自浙江上虞农村的女佣，刚刚做熟了，她的丈夫却带着人上门来，说要抓她回去。遭到拒绝以后，那人又通过上海的所谓“上虞同乡会”，向鲁迅索人。一直纠缠了好久，最后是鲁迅拿出一百五十元钱，才枢那批人打发走。当时是讲定，这钱由那女佣逐月偿还，可两个月以后，那女佣不辞而别，钱也没还……我真不知道，鲁迅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在上海，连这类事情都会给他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使他吃那么多昔头，他怎么会喜欢上海呢？

    难怪他到上海才半年，便大病一场，拖了好久才恢复。也难怪一九二九年他回北京看望母亲，竟会很喜欢北京。他写信对许广平说：“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动荡烦扰，大不相同……。”１７见了几个熟朋友，无拘束地谈一阵天，他更非常愉快，写情给许广平时，还特地强调，说这些聊天“都是近来快事。”１８离开北京三年多了，沿中国南方的海岸转了一个大圈子，最后却发现还是北京好，还要怎样，才算是交“华盖运”呢。

    注释

    １鲁迅：二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一页。

    ２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二十六页。

    ３何思源：《回忆鲁迅在中山大学情况》，《鲁迅生乎史料汇编（第四辑）》，三百六十六页。

    ４山上日义：《谈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九十五页。

    ５宋三彬：《鲁迅先生往哪里躲》，《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二十三页。

    ６和雅典：《请教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四百四十三页。

    ７欧阳山：《光明的探索》，《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三百四十八页。

    ８鲁迅：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六页。

    ９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四十页。

    １０当时鲁迅的一个熟人回忆说，鲁迅听到有关他“亲共”的流言后，曾写信给广州市公安局长，表示随时听侯逮捕；那公安局长回信安慰他，但他仍显得烦躁，愤懑。见尸一：《可记的旧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八十五页。

    １１鲁迅：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九页。

    １２鲁迅：《可谈香港》，《而已集》，一百零四页。

    １３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七十一页。

    １４鲁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八十一页。

    １５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上海，二卷二期。

    １６杜力夫：《永不磨灭的印象》，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七百十六页。

    １７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五十三页；并《研究》，二百零三页。

    １８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七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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