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戴着面具上阵呐喊，最后却陷入深广的虚无感，他逃离“待死堂”的第一次努力，是明显失败了。但他不会甘心，因为他同样不能承受那个虚无感。他虽然说自己不再想那些“哲学式的事情”了，可是，真能够修炼到整天只认得鼻子底下一小块地方的人，世上又有几个呢？鲁迅向来是那样自尊好强，就连不愿意与朱安离婚，也要讲出一番大道理：“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１现在要他承认自己的人生并无意义，他是怎么都不会愿意的。因此，就在他似乎是无可避免地一步步陷入虚无感的同时，他又本能地要从那里面拔出脚来。他写信对朋友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而不能。”２虽是“不能”，却仍想“除去”，从二十年代中叶起，他又开始了第二次艰难的挣扎。

    一个人所以会恨恨地宣告人生没有意义，总是因为他太相信人生是有意义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他原先对人生的确信，将他推入了虚无感的怀抱。鲁迅当然懂得这一点，因此，他驱逐内心“鬼气”的第一步，就是修订对人生的认识：我原先这样理解你，结果大失所望，痛苦不堪；现在我换一个角度打量你，或许会觉得好一点？

    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已经到了非常讨厌别人侈谈将来的地步，他甚至把所有“将来一定好”式的议论，都看成是某种欺骗：“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历数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３这正是一段典型的虚无主义的气话，他原先太大相信那些哲人的高论，现在才这样愤激地抨击它。但是，说“将来一定好”，这只是对将来的一种判断，你可以不信它，但你这“不信”本身，正也表现出对将来的另一种判断。人其实是很难做到不想将来的，尤其像鲁迅这样的人，他总需要有一个关于将来的说法，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因此，他那些反对侈谈将来的言论。不过是说明了他自己对于将来的苦苦的思索。

    一九二七年冬天，他笔下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大时代”。他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４几个月后他又预言：“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５这“大时代”是什么呢？他解释说：“许多为爱的牺牲者，已经由此得死” ，他们“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６话虽说得折拗，意思还是明白的，到献身者的牺牲不再仅仅引人旁观，而是逼人奋起的那一天，黑暗和光明将会有上场殊死决战，这决战的时候，便是大时代。其实，信用他后来评论小品文的话，是还有更加简洁的解释：“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７仔细想起来，这“大时代”的说法当然是令人沮丧的，它非但不安慰你，说在决战中黑暗一定失败，它还要提醒你，说现在连作这种决战的条件都不具备。但是，它却十分符合鲁迅的需要。它既非空泛的许诺，也不是绝望的枭鸣，光明虽不一定得胜，毕竟也还有一半的希望。更何况，它能够有效地解释眼前的黑暗，甚至可以解释即将围过来的更浓的黑暗，既然现在是进向“极期”的时候，黑暗的扩大也就十分自然了。设想一下，比起那种因为渴望快速走进光明，事实上却满目黑暗，于是禁不住狂躁忿怨的情形，你现在怀抱这个“大时代”的理论，是不是比较能够忍受黑暗，不那么容易绝望了呢？也真亏他想出这么一个对将来的判断，他使用的，其实还是“五四”前那个把“将来”推远去的老法子，但他现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可以用它来填补那看破历史进步论之后的精神空虚，缓解历史虚无主义情绪的重压了。至少，他不再是被现实黑暗震骇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一定还记得，当写《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鲁迅是多么自信，字里行间，处处进散出先驱者的豪气的。但到“五四”前后，这股豪气却大为减弱，你看他那些随感录，虽还常常以“我”和“我们”的名义发声呐喊，另一种自省自责的情绪，却也在其中悄悄地传布。《狂人日记》的结尾部分，“我”的自责尤其明确，他把自己干脆归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唤光明，又发现自己身上染着黑暗，到二十年代中叶，他笔下就涌出了这样的情绪：“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消失”，“我终于访惶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８完全是一种“夹在中间”的困惑了。

    我很能够理解他这种困惑。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有个特点，它在骨子里一切照旧，表页上却风波迭起，动荡得非常厉害。这就容易使人产生错觉 ，以为社会的变化很大，新陈代谢的水流很急，新的浪潮还来不及扩展，更新的一波又扑面而来。这个错觉对人的影响很大，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和信仰都正在变化之中，精神的“定力”相对薄弱，就特别容易受它影响，一觉醒来便以为自己是前卫，再睡一觉又担心自己落伍了。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自然会感受到这股压力，倘说到“五四”前，他的呐喊还能够汇入最急进的潮流，那到二十年代初，已经有另一些更加激烈的呼啸从耳边掠过。他毕竟四十多岁了，在人的生命向来早衰的国度里。这就算是渐人老境了，丰子恺一过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到了人生的“秋天”，鲁迅比他年长十多岁，身体又明显在走下坡路，自然更难免有某种衰老的自觉。他写过一篇极力振作的散文《希望》，却在其中一再咏叹自己的“迟暮”，你当能想象，他这自觉有多么固执。面对那些不但生理上远比他年轻，而且观念也远比他激进的年轻人，他会不会产生某种自惭的感觉呢？

    他似乎应该不会。到二十年代，他已经不再相信直线进化的观念，对一些满脸激烈的青年人，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年龄的长幼，更和头脑的新旧无关，他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他恰恰又有一块心病，就是那回国以后不断滋长的自我不满，在十四年代中期，这不满几乎发展到了顶点，使他无法再像“五四”的时候那样，骄傲地宣称自己“血液究竟干净”了。因此，再面对那些比自己晚出，似乎更“新”的人事时，他的心理就相当矛盾。一方面，他能够看透其中有一些的分量，是比自己轻得多；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觉地感到自卑心理，大大强化了他那衰老的自觉，将他一步步推进“夹在蹭”的苦恼。他原以为自己必定是属于未来，现在却发现并非如此，自已很可能也不符合未来的标准，要遭受它的拒绝：你想想，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在所有引他入虚无感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