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戴着面具，呐喊得颇为吃力，鲁迅投身启蒙运动的个人目的，毕竟很快就实现了。向《新青年》投稿不久，他就赢得了编辑部同人的尊敬，应邀参加每月一次的编辑委员会会议，和钱玄同一样，成为杂志的中坚人物。由于《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尤其是《阿Ｑ正传》的陆续发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读者的广泛关注，《狂人日记》甚至被选进小学的国文课本。从一九二０年开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受称赞。在文学界，他的影响就更大了，沈雁冰、郑振择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就尊他为重要的指导者；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更将他看成前辈和导师。他还与几位朋友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至被人视为文坛上的一派的领袖。每到晚间，他的会客室里便有青年人围坐，热切地望着他，希望能听到中肯的教诲。他不再是绍兴会馆里那个默默无闻的“待死”者了，他现在成了大学讲台上的名教授，读者钦慕的名作家。
他的自我感觉也变了。他从小就有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这既是来自出身的优越，也来自智力的早熟。他到日本以后的自荐轩辕的激情，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这种自视甚高的胸怀。你仔细看他返回中国之后的种种悲愤情绪，种种自居牺牲，甘愿待死的举动，都少有一般沮丧者的颓唐气息，倒是常常会显出激烈的意味，就更能够体会他骨子里的优越感，惟其有过那样崇高的自许，却偏偏到处碰壁，才会转而酿成激烈的自绝冲动。因此，一旦他能够引来青年人的瞩目，获得社会的承认，压在心灵深处的自尊情感就立刻会冒上心头。何况中国文人向来有重视功名的传统，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曾模仿《离骚》的格式作过一首长诗，最后两句日：“ 他年芹茂而樨香兮 ，必异藉以相酬”，①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功名心。我可以肯定，随着社会名誉的日渐增长，他的自信也一点一点恢复，先前那些受人轻蔑、走投无路的记忆，应该一天比一天淡薄了。但是，鲁迅介入公众生活的后果，却不仅仅是收获赞誉和尊崇，他还引来了恶意和敌视。他那样猛烈地攻击旧传统，自然会引起保守主义者的不满，有一次回答《京报副刊》的提问，他写了一句：“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②竟招来一大串反洁和攻击。他那样热情地替青年人说话，也确实赢得了青年读者的欢迎，就又会引起一班名人和准名人的嫉妒，种种讽刺、挖苦的言论，也便悄悄地扔了过来。特别是上九二五年的“女师大风潮”，更使他和一批官僚、学者绪下了冤。
早在一九二四年，北京女于师范大学的学生就和校长杨荫榆发生冲突，群起告状，要教育部撤校长的职，一直闹到一九二五年春天，双方仍然相持不下。鲁迅开始对这件事并不热心，依旧每周去上一次课，下课铃声一响，便挟起书包回家。几乎不多说一句话。但是，到这一年四月，情形大变，先是司法总长章士钊以兼任教育总长的身份，公开支持杨荫榆，接着是杨荫榆展开攻势，一举开除六名学生领袖，然后是段祺瑞出面发布恫吓性的命令，章士钊则下令解散女子师范大学，要将造反的学生连锅端掉！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女学生，一边却是从校长到总长到总理，恃强凌弱到了这个地步，稍有正义感的教员都会看不下去。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和女师大的学生许广平等人开始来往，通信日渐频繁，好感逐渐加深，他在感情上，也会不自觉地向这批学生倾斜，于是在五月十二日的《京报副刊》上，他公开表态支持学生，随后又联络其他一些教员，联名宣告反对杨荫榆。不用说，从章士钊那一面立刻就射来了箭。先是几位向来就有点看他不惯的教授，例如陈西滢，转弯抹角地讽刺他挑剔风潮；接着是章士钊以“结合党徒，附合女生”的罪名，撤了他在教育部的职；在教育部的办公会议上，还有人提议不发鲁迅被解职以前的欠薪，要从经济上打击他。鲁迅自然大怒，他一面连续写文章，措辞激烈地还击陈西滢，他在这一年写下的杂文中，差不多一半是在和他们打笔仗。一面又自己拟了状子，向法院控告章士钊“违法”。就论辩的笔力而言，那批教授哪里是他的对手，战不多久，就有陈西滢的朋友徐志摩出来，要求双方“带住”，而他还不罢休，写了《我还不能“带住”》的杂文，指责他们是在“串戏”。至于打官司，拖了大半年，也终于是他胜诉，法院撤消了章士钊的命令，准许他回教育部复职，而此时章士钊已经离开了教育部。
鲁迅虽然得了“胜利”，在北京的处境却逐渐恶化。“女师大风潮”还没有结束，段棋瑞的士兵在执政府门前枪击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又发生了。鲁迅非常愤怒，在《语丝》上发表文章，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③这自然更触怒了官方 ，三月十六日的《京报》上就有消息透露，在内阁讨论通缉北京学界人士的名单中，赫然列着鲁迅的名字。虽然最后实际通缉的，仅是李大钊等五人，这对鲁迅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往“莽原社”和几家外国人办的医院躲避，有一次太仓促了，竟只能躲在一家德国医院的杂物仓库里，十天之后才搬出去。居然弄到了得罪最高当局，不得不东躲西藏的地步，比起在绍兴会馆的平安的日子，是更不如了吧。
单是遭受官府的压迫，鲁迅大概还能够承受。北洋政府并没有真来搜捕他，他的避难生活也并不都是那样狼狈。从另一面讲，官府的压迫正表明了被压迫者的力量，倘若北洋政府真来搜捕他，只要不被抓住，鲁迅多半也能从中获得自傲的勇气吧。但是，他遇到的情形却复杂得多。就在他似乎是挫败了那批官僚学者的攻击的同时，这攻击却促成了他自己内心的两种阴郁心绪的大爆发。
其中一个，就是不得不做官的痛苦。他当初到教育部任职，本意只在逃离绍兴。中国文人向来有做官的传统，那又是共和政府的教育部，所以他并不觉得，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做官，有什么不合适。可到“五四”前后，情形就不同了。先是袁世凯称帝，再是曹锟贿选，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北洋政府早已经丧失了合法性，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种种强调知识分子社会独立性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一股鄙视官场的风气，正逐渐蔓延开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进德会”，要求会员除不嫖、不赌、不娶妾之外，更要做到不作官吏，不当议员，可见这风气的流行程度。鲁迅身在官场，对其中的黑暗自然看得清楚，即使初到北京时，他曾想借这个位置为社会作点事，到二十年代初，他一定已经明自了，这做官是非常无聊的事，他根本不应该做官。但是，为了负担家族的生活，他又不能扔掉这个饭碗。他每月的官俸是三百块大洋，虽说经常欠薪，只能发二三成，每月却也有近百元，不是个小数目。他也曾尽力教书，一度同时在几所学校兼课，每月的讲课费却只有十几元，太少了。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吃够了贫困的苦头，他很早就懂得了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他那样强调“经济权”，就正是出于自己的痛苦经验。因此，尽管满心不愿意，他却仍然继续坐在教育部的办公室里，除了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几天官，一直都没有离开。就是袁世凯准备登基，他也只象征性地辞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部主任”这个虚衔，并不真辞职。这似乎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尴尬。和传统文人不同，他们很早就知道应该到官场之外去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可是，他们置身的社会仍然是**统治的一统天下，即便那些似乎是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和空间，你仔细看看，也都会发现有许多或明或暗的官场的影子在其中晃动。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似乎是注定了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他们渴望洗干净自己，却总是发现爬不出污泥坑。
鲁迅当然意识到这种尴尬。尤其是“五四”以后，他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中间，像他这样兼当教员和官员的人越来越少，这尴尬也就日益触目。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他不止一次用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是一个官”。甚至一冬二六年复职以后 ，还在《记“发薪”》中借题发挥，大讲一通“中华民国的官”，足见他对自己为官的身份，是怎样耿耿于怀。可是，自己解嘲是一回事，别人指摘又是另一回事，就在他用种种办法企图消解那份尴尬的时候，陈西滢们却直接来挑他这块心病了：“他（指鲁迅）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就叫人有些恶心了吧。”。鲁迅对陈西滢们的抨击，通常都很有力，但对陈西滢的这番指摘，他的笔却有些软，竟举出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官，最近又被章士钊。革了职这两件事为自己辩护，而这等于承认了陈西滢的基本立论一在北洋政府中做官不光彩——是正确的。鲁迅后来说，人一旦站到辩诬的立场，不免就有点可怜，他这一向恰恰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这种可怜的境遇，我们不难想象，那痛会怎样沉重地压迫他。
更痛苦的是还要和章士钊打那样的官司，从知识分子的立场讲，你章士钊这样恶劣地镇压学生，就是不革我的职，我也该辞职抗议，鲁迅被革职后，同事许寿裳和齐寿山不就愤而辞职了么？可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向法院控告章士钊违法，要争回那个官职。这里面当然有意气，他偏要和章士钊针锋相对地斗一场，但深究他的动机，他不能失去这份生计，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吧。不管是什么意图，他为了一个官职与章士钊打官司，总和一般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的标准不大相符，所以，他不得不向朋友多次解释：“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⑸不知道许寿裳和齐寿山对鲁迅打这场官司会怎么看，他们大概能理解他的苦衷。但是，他们为了他而辞职，他却打官司要捍卫自己的官职，两相比较，我总觉得不大对头。也不知道鲁迅写这一类信时心里是怎么想，他大约也感到某种不安，觉得应该为自己解释一下吧。
与此相关的第二种阴郁心绪，就是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无论是“女师大”风潮，还是“三·一八”惨案，也无论是与章士钊们斗，还是躲避“执政府”的迫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向他重复同一句话，你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总是居于劣势，再有理也没有用，他们只要一举手，你便完了，李大钊不就被杀掉了吗？他们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可以随意撤你的职，不给你钱，你又能有什么办法去报复他们？你只能写几行愤怒的词句，可对他们来讲，几行字又算得了什么？当年袁世凯下令由警察局审查报刊，不就把全国都治得鸦雀无声了吗？他们可以杀报馆老板邵飘萍，爱封哪家报纸就封哪张报纸，你书桌上的几页稿纸，他们哪里放在眼中？鲁迅不能不承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