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司马迁祠

    李镜

    春三月，渭北高原还有些许凉意，路上吆车挑担的老汉后生，地里挎篮挑野菜的女子，都还没有褪去那一身臃肿，路边的白杨依然枯着，不过细看那秃着的枝枝桠桠上，分明已经有了星星点点的鹅黄。

    太阳却艳艳的，越冬的小麦也绿得浓重绿得实在，我们的车子就在这饱满的绿色中一路向朝韩城原驰去。

    蓝色的公路牌终于赫然标出韩城市界，我的心不由肃然起敬，眼睛却开始忙乱。四野苍茫，我搜寻着每一片村落，每一幢农舍，每一个沙丘，每一丛枯树，在我看来，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和那个留下了一部五十二万言的《史记》的司马迁还有着某种联系与纠葛。

    二千多年前的那个太阳，大概不如头顶的这颗这般鲜艳，公元前六四五年的秦、晋第一次韩原大战的旌旗战尘遮蔽了那轮赤红，却将如注如流的碧血泼进这片干旱的黄土，那时，大获全胜的秦穆公与当了俘虏了晋惠公没有料到，五百多年之后，生于斯地长于斯地的一个史官会用饱蘸着恋乡之情的笔墨，酣畅淋漓地记载下那场昏天黑地的厮杀，记载下他们的荣耀与耻辱。

    眼前麦田葱茏，青苗吐香，空气清冽，没有一星半点昔日的血腥。无边碧野中闪过一片片几年来新立的农家房舍，一律的青砖到顶，一律的高大气派，展现给你一幅新生活的画图。唯有那院门上翘檐和精致的镂刻，却透着古代遗风，这或许是一种暗示，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韩城人有种值得他们自豪的历史承袭。

    我认定这自豪来自一代史圣司马迁。

    车子继续顺西韩公路北行，一道残破的土坎儿迎面而来，路边一方石碑，勒有“魏长城”字样，顺碑左右望去，低矮的断壁颓墙在麦地里迤逦着，忽断忽续地侵向绿野尽头，向人们勉强提醒着一段失落已久的历史：周安王二十六年，韩哀侯与赵、魏三分晋地，使一部纷繁的春秋更加纷繁，时更名为少梁的韩原乃球为魏分。秦惠王十一年，更少梁为夏阳，汉承秦亦为夏阳，司马迁于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公元前一四五年）出生时这座长城该已存在了三百多年。十九岁以前的司马迁在家乡耕牧，该几番涉足当年仍巍然着的魏长城，缅怀那雄性勃勃的烽火硝烟了，司马迁一出世，就掉在一片史迹悠远的土地上。足下之土，应该说是扑朔迷离的华夏历史对这位日后的史官司的最初诱惑。

    舍魏长城北行不久，便是一片喧喧嚷嚷的集镇，曰“芝川镇”，因芝水流经而得名。司机告诉我，司马祠就要到了。仿佛在印证司机之言，前面远远地挑在杆儿上的是一幅迎风摆动的酒幌儿：“太史酒家”。那蓝色旗布，白色牙边的酒幌儿竟有几分古香古色。未到“太史酒家”，车窗先掠过一座整洁的学校，校门的牌子上用遒劲的行书写着“司马迁中学”。学校里大概正是课间休息时间，传出阵阵嬉戏打闹的声音。我忽然自问，这个以太史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还能走出一个司马迁么？历史是由后人续写的，查韩城县志，朝朝代代，不乏达官显贵，但专司修史的，在司马迁之后，便几近绝矣。当初，司马迁是续自己的父亲司马谈做太史令的。在西汉，太史令是世袭官职，由于司马迁受李陵之累受宫刑下蚕室，其后世子孙不仅断了汉家王朝的这份薄禄，而且四处藏匿，隐姓埋名于乡野之间，直到新莽政权，才封司马迁后世孙为史通子。历代正史稗闻，司马迁后世影影绰绰，不辨真伪，眼前这个小小的芝川镇，以“太史公”，或“司马迁”，或“史圣”，或“先贤”为名号的店铺不下十几家，然全镇却没有一户姓司马的。而且遍寻韩城市，也无司马迁这一姓，一代史圣，留下了一部沉甸甸的《史记》，也留下了一串串沉甸甸的疑问。

    由芝川镇抛开西韩公路东南行，不远便是建筑在一处高岗上的司马迁祠墓。

    关于司马迁祠墓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北魏郦道元古的《水经注》：

    又东南迳司马予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醒桓，太史公自叙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

    可见北魏之前，已有了这座祠墓。

    石级引路，蜿蜒而上，先见一砖砌牌坊，上题“河山之阳”四字，不由让人想起《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迁生龙门，耕牧阳山之阳”之句。这是激愤昂扬的《太史公自序》里最最轻松的笔墨。遥想当年，受腐刑之辱的司马迁蓬头垢面，在长安禁苑的更漏声里写下这段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