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形的咒诅的诗（指《毒药》，——本文作者注），发泄了我一腔的闷气，但我并不绝望、并不悲观，在极深刻的沉闷的底里，我那时还摸着了希望。所以我在《婴儿》——那首不成形的诗的最后一节——那诗的后段，在描写一个产妇在她生产的受罪中，还能含有希望的句子。在那时带有预言性的想象中，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

    从徐志摩的这些自白中，我们不难看到两点：第一，《婴儿》不是对真实的人的诞生的描写，它是象征性的，是一个凝聚了作者情感和愿望的诗歌意象，寄托着诗人对“一个更光荣的将来”的期待；第二，它是站在绝望的边沿唱出的希望。理解了这两点之后，我们会进一步明白，作品中的“婴儿”与产妇的关系，也是理想与时代环境关系的一种象征。或许可以说，难产的“婴儿”象征着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想，在“生产的床上受罪”的产妇，则是当时正受着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双重压迫的中华民族。

    由于理想和希望本身是个相当抽象、模糊、朦胧的东西，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也过于庞大复杂。难以在“婴儿”的形象上得到具体的落实，因而“婴儿”这一象征形象在作品中显得抽象、朦胧了一些，但这不能算是很大的艺术缺陷，因为作者所倾注一腔情感描写的，是为了分娩这个馨香儿所经受的伟大悲壮的受难。在表现这种悲壮的受难的时候，作者也不象《毒药》那样放纵自己的情感，而是注意节制与驾驭，并将它们转化为艺术情境和氛围，使之产生更大的象征力量和暗示性。在这有巨大艺术概括力和带有预言性质的想象性创造中，徐志摩表现出了超越性的建构力与艺术技巧，有力地把握住了读者的情感和联想：

    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他的眼，一时紧紧的阖着，一时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象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象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朱红色的口唇，现在象是炉底的冷灰，她的口颤着，撅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安，她的发是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象揪乱的麻丝，她的手指间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

    这种甚至引起读者生理震颤的细致描写，表面上写的是美的变形扭曲，是以丑写美，其实是写美的转化和升华，写安详、柔和、端丽的优美，在炼狱般的受难中转化、升华为一种义无反顾地献身的壮美。这是一种更神圣、更接近本质的美，具有宗教般的神圣与庄严感。正是通过《婴儿》这种不同于传统的美感，我们既感受到“产妇”的崇高悲壮，又感受到“生产”的艰难。它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本世纪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追求民主、自由、解放的悲壮曲折的历史行程，“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的形象，既概括了当时的时代状况，其实也是这之后境况的预言性象征。

    （王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