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的胸间插着冷光的利刃；”无论如何，这样困兽犹斗式的形象，表面上很难跟风流浪漫的诗人徐志摩联想到一块。作为一个充满诗性，信仰单纯的诗人，徐志摩是爱、美和自由的歌手，他至死也不是一个冷嘲式的人物，一个社会革命的斗士。他宁愿按照詹姆士·杨的乡村复兴计划所描绘的朦胧蓝图，在山西的一个小县进行孤立失败的理想主义试验，而不愿在社会革命的洪流中追波逐浪。然而，当我们读到他的《自剖》，就不仅能发现这种矛盾的深层统一，而且会领悟到理想主义文化品格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徐志摩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直奉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漆黑，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来。”

    其实，理想主义诗人都有表面对立的两面：一面是，敏锐激烈的批判；一面是，倾心倾情的赞美。在这章散文诗中，理想主义者爱和平的生性，由于受黑暗沉闷环境的压迫，酝酿发酵成一种不可遇制的爆发（就情感的激越性质来说，甚至让人联想到闻一多的诗《发现》），一种几乎不加节制的渲泄与诅咒。借以“毒药”为题，几乎象杜鹃啼血般地唱一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哀歌，这里显露出了徐志摩作为理想主义诗人的至情至性。正象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评介鲁迅时说的那样：“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同时，“毒药”也是一个极好的意象，不过，徐志摩终不能象波德莱尔和鲁迅那样通过整体的想象力来处理它和发展它，获得情境的象征力量和反讽性，而只是作为“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激烈情绪的简单比喻。从作品本身看，情感的表现也嫌直露简单，象“因为……所以……”这样逻辑性而非表现性的语式，让人怀疑诗人在冲动的情感面前失去了控制力，因而说这篇作品有滥情主义倾向也不过分。理想主义由于黑暗的压迫产生一种怨毒式的情感是完全可以理喻的，但艺术创造不是情感的渲泄，而是它的驾驭，它的价值和美的表现。感情的渲泄只能产生一种刺激，情感的美和价值的完好表现才能有持久的艺术力量。

    《毒药》在艺术表现上不能算是一篇上乘之作。它有限的成功几乎全得力于情感饱和状态下诗人恣肆汪洋、俯拾皆是的才气。这一点，散文诗的欣赏者和创作者当能自明。

    （王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