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佳欢
我觉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会有文学、戏剧，这些东西能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严歌苓
“昨晚我又吃镇静剂了，”在采访严歌苓时，她告诉本刊记者。“吃得有点过量。后来心跳特别慢，还到医院去了。”
严歌苓最近很火，新作《寄居者》的出版、《小姨多鹤》的拍摄和获奖、《金陵十三钗》的改编，以及早些时候担任电影《梅兰芳》编剧等等都使她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尽管如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仍然认为，她的名声仍远远未能与她的实力相匹配。“严歌苓是中国当代女作家第一人。”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
而这次回国，多家媒体的猛烈围攻让有过失眠症与抑郁症病史的她很吃不消。对于严歌苓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过于喧腾的地方。“信息轰炸，高密度的人来人往。我没法写作，就连坚持独立思考，简直都有点办不到。”
严歌苓喜欢安静。她的声音也很轻柔，给人以一种娴静的感觉。然而在这种安静的外表下，谁也看不到她心里的波澜起伏。
“写作就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
90年代初，在美国旧金山模模糊糊的雾气与阳光中，刚到美国不久的严歌苓默默地看着一条正在晾晒的睡裙。有一点点蕾丝，还带着水滴，很透明。她想，要是有一个男性看到这条睡裙，他会怎样地浮想联翩啊。
回屋以后，她提起笔，写了《女房东》。这部短篇小说后来获得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一等奖。
《女房东》基本上是一个“独角戏”。小说中，往往别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女主角的内心深处已经天翻地覆。“在那个时候，一点点东西都会引发我的美感和伤感。”严歌苓对记者说。
而那种特有的细腻、伤感与漂泊感，自开始写作以来就一直伴随着她。
包括很多年以后，严歌苓开始动手写《寄居者》，她再次用独特的自述式、视觉化的叙事风格，在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表达自己对身份认同的思考和漂泊的感觉。
这是一个发生在抗战期间的故事，女主人公爱上一名逃离集中营来到上海的犹太男子彼得，为让他能去美国，她临时找了一个爱上自己的美国青年，只为了能够偷取他的护照让彼得脱险。女主人公也由此在背叛与热恋、良心与梦想之间疲于奔命。
在书中，她这样写：“她(英国豪宅女主人)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烦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刚到美国的严歌苓，也和那个身份低下的女主人公一样，拼命地想要融入西方社会。她很小心也很害羞，生怕听错别人的话，自己也生怕说错，只好尽量不开口。但她是那样一个有强烈表达**的人，不开口，就只好更加地把感觉内心化。
但是她渐渐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差异和种族偏见。一帮美国朋友经常把中国人的英文口音错误编成笑话，用唐人街有很多老鼠、蟑螂的典故进行打趣。
在她有了一定名气之后，有一次到**接受采访。电台的负责人是过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他问了严歌苓的经历后，对别人说，“你看，这个摇篮里的孩子被水冲到了我们的岸上。”
“这是一句很诗意的话，也说得很温情。但是我还是感到对方那种强势的眼光。”严歌苓回忆说。
1989年，年届而立的严歌苓来到芝加哥，攻读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硕士学位。到了1992年，在与外交官丈夫结婚前，在美国已生活3年的她居然还受到了FBI的跟踪、调查和测谎，这也让她的寄居感达到顶峰。严歌苓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怎么受他们欢迎的、可疑的外人。
最后，严歌苓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自己试图融入西方的过程：“徒劳”和“痛苦”。
直到现在，严歌苓依然困在孤独和寄居的感觉中无法自拔。由于丈夫工作的关系，她每三年就得换一个地方居住。她经常因为跟别人没有共鸣而感到失望，也越来越难交朋友。
幸运的是，严歌苓可以通过写小说来发泄这种矛盾和冲突。渐渐地，她发现，写作就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
“我觉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会有文学、戏剧，这些东西能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严歌苓对记者说。
她写作的时候总是不断地发现自己、审视自己；而另一方面，在很多作品里，她都用一个20岁出头的少女“代替”自己不断地进行自我探寻。
“每个人都会非常怀旧，我最喜欢的还是我20岁左右的时候，”严歌苓坦言，“非常美妙。”那时，虽然已经是成都军区的军官，但她非常“淘”和“皮”，有时候，在清冷的半夜，严歌苓会跟自己创作组的女朋友一起去偷别人的莴笋，然后再给人家放几毛钱。
“那种友情现在不太容易建立了，我恨不得再去走一遭。”她说。
在故事语调与自己非常契合时，比如说写自传性很强的《穗子物语》时，严歌苓也会把自己放回20岁，重温自己的少年时期和早恋。
而在《寄居者》动笔前，她设想了好多种语调。这次，她设身处地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老太太，想象如果自己回忆起一件往事，会怎样表达。
“写作狂人”：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
其实严歌苓天生是个很爱说笑的人。但她传奇般的半生经历使她变得敏感而沉默，寄居者的心态，也从儿时起至今，如影随形。
小时候，父母把严歌苓从上海带到安徽，从安徽又带回上海。在上海，她讲普通话，跟周围的孩子总是有隔阂，“我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属于。”
十二三岁，她到成都参军，由于是“反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部队里的人都对她不冷不热。十五岁，她爱上30岁的军官，被集体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