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贤跟随玛丽的开始宣告了一个独立人历史的终结。阿贤被纳入玛丽的生活轨迹，成为一颗围绕玛丽运行的卫星。“凝视”构筑了严密的看守体系像一张无处不在的罗网笼罩在阿贤头上，以它无声的表达时刻提醒着阿贤在他生活空间里存在的禁忌；而每个禁忌的边界总会出现玛丽的目光。阿贤失去了自我定义的能力，只能由玛丽来定义阿贤，阿贤在玛丽的定义中跋涉，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生存的确据。有些人就是其生命本身，而阿贤则是寄居在生命里。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状况，根本原因就在玛丽剥夺了阿贤的历史。一个被定义者，隔绝了一切能够获得自我确证的途径，阿贤在玛丽的“凝视”之下缩减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变成了玛丽权威的反证，丧失了主体地位和个体意义而沦为工具性的客体消隐在历史地平线之下。阿贤为玛丽工作、阿贤照料玛丽、玛利则占有阿贤的劳动和智慧，而这一切却是被掩盖在一个可笑的假象之下：阿贤被玛丽称为“我亲爱的孩子”——这个最初收服阿贤的“话语”仿佛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以爱的名义暗暗地将阿贤与自由、与自我相隔绝。
直到后来阿贤发现，这个专属于玛丽的称呼不仅仅在阿贤让玛丽称心时使用，更多的则是在他俩出现分歧的时候。这时的阿贤似乎感觉到玛丽身上虚假的爱、真实的欺骗。
要使一个人的历史淹没，有一种办法是彻底剪除其自身民族性。玛丽是聪明的统治者，她在完成这项工程的时候，显示出了更高超的手段。阿贤清楚玛丽不喜欢甚至仇恨鄙视中国，她从不接受中国国商的订货。这是最令阿贤矛盾的时刻，他是害怕有中国人来到橙园的。仿佛拒绝中国商人的不是玛丽自己而是阿贤。另一件事显然玛丽做得更加高段，十年前阿贤要像城里的其他华人一样剪去自己的辫子。玛丽却说她最爱那条黑得发蓝得发辫。当阿贤争辩道：“我的祖国革命了，所有进步人士都剪掉了辫子。”玛丽马上驳回：“我讨厌政治！我爱美好的古老年代！请不要破坏一个可怜的女人最后一点对古典的迷恋，我的孩子！”这是一个绝好的理由，这个绝妙的理由造就了阿贤这个怪异的标本。作为少数族裔，身在异国他乡的阿贤无法进入到美国社会的中心，他只是玛丽轮椅背后的一个力——作为衰朽西方再生产的动力和推力。可在生活在玛丽的定义中，阿贤甚至丧失了与自己母国共同承受时间的最后权利。剪掉辫子是中国现代化开始的标志，作为一个民族立志崛起的第一声呼号，阿贤是有心响应的，然而在玛丽虚假之爱的笼罩之下，阿贤有心无力。更深层次的悲剧性在于，留着辫子的阿贤静止在了某一个时间不再前行，时间在阿贤身上凝固，外部世界和他之间形成了一层篱帐。玛丽“凝视”的权威，造就了一个畸形的阿贤。正如在玛丽果园里一无所获的中国商人所说：“你看上去像中国人，原来不是啊”——当然不单指阿贤的外貌。阿贤变成了浮萍一颗，既不是西方的，又非东方的。他只是不在场的、无名的、空洞的一个能指。玛丽剪断了阿贤连接母国的脐带，却是以阿贤自己的名义。在这个阴谋中，更加被敌视的是阿贤本人，仿佛是他主动策反。无论如何，这种不明不白的身份，让阿贤蒙羞。玛丽的“凝视”是无形的牢笼，其间充斥着强烈的占有欲；其中也掺杂着些许“东方主义”色彩。
四、“东方主义”
长久以来，西方人赋予东方空虚、失落和灾难的色彩。东方丧失了自我选择和自我定义的能力，西方自信其救世主的身份想象，东方只有仰仗西方才能够延续生命。正如玛丽的意识当中始终坚信自己将阿贤从母国文化和历史中连根拔除是做了件好事。在玛丽喜爱的并非真实的阿贤，而是玛丽塑造的阿贤。玛丽以“拥有”这个展品一般的阿贤而自我陶醉，潜意识中藏着一种居功至伟的满足感。玛丽的果园不仅仅依靠血橙75号出名，更由于阿贤这个活标本而声名远扬。对于这一点，作者不吝笔墨进行了精细描写。“……一次玛丽的侄女多尔西领着丈夫查理来果园度假，同行的还有查理的三个同学，他们一见到阿贤便欢叫，这才是他印象中正宗的中国佬儿——多么典雅的丝绸衣饰，多么俊美的发辫！他们在橙园中架起相机，众星捧月一样与阿贤合影。一年后的复活节，查理的三个同学各自带了家眷，说专程来和阿贤照相。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在阿贤身边摆着造型，阿贤成了一个著名的固定景物，在取景框里占据着永恒地盘。这种时刻玛丽脸上有种自豪，她半醉的微笑，看人们在阿贤身边忙碌，似乎这块珍奇化石是由她考证又是被她收藏保护的。”这就是阿贤在他和玛丽本就复杂的关系当中额外的附加值——供玛丽炫耀。这是典型的东方主义。玛丽所代表的西方总是强行剥夺东方一些意义又强行赋予东方一些意义，最终将东方塑造成西方定义下的客体，在“西方——东方”的二元中这个客体只能身处外围接受流放的命运。一切的情调、色彩、韵致、风华，不过是玛丽们的营造，而阿贤的东方（抑或东方的阿贤）却窒息在这营造当中，迫切寻找着突破口。阿贤太长时间扮演被“看”的角色，太长时间经历时间的停滞，在玛丽的背后，他成为了真正的孤儿。
长久以来形成的固定的偏见使得玛丽对中国抱有敌视的轻蔑，却丝毫不让阿贤感受到自己属于那些被蔑视的族类——他是经过玛丽改造的，改良的品种，正如同阿贤嫁接的橙树，已然贴上了玛丽的标签。对阿贤的关注更多的携带了要挟的意味，玛丽总是成功地提醒他的中国良知，他今天的一切是老处女恩赐的。可是阿贤拥有什么吗？或者曾经拥有过什么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阿贤是一段被淹没的历史，无国无家，无亲无爱！
这种局面正是玛丽希望看到并努力实现的。截断阿贤同“劣等”民族的血脉联系，毫无疑问，这样玛丽将会获得更多。然而玛丽错就错在，恰恰是这一点真正刺透了阿贤的痛穴；付出劳力、付出智慧，阿贤并没有将这些和屈辱联系在一起思考，可是斩断民族性却深深刺伤了阿贤体内最敏感的神经——人们称这种感情为民族自尊心。玛丽对阿贤充满东方主义的塑造和规整处处伤及这种感情，最终阿贤觉悟地发现，原来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脱离开东西方这种针锋相对的控制与反控制。对中国的片面而充满诋毁的定义，极大地激起了阿贤隐忍的不满。玛丽不止一次地阐述她不卖给中国人树胚的理由，那是因为任何东西在中国人那里都会得到淹没般的繁衍。玛丽对如此繁衍一向恐惧、并不完全是恐惧一种极品的贬值，她更在意任何精良物种、抑或人种持续他们的优越。这是清楚不二的陈述，掷地有声的侮辱！如果用寓言一点儿的眼光看待，我们会发现，这陈述相当程度上触及了西方仇视东方的真正理由——正如上文提到，西方已经衰朽不堪，她真正惧怕的是东方强大的生命力；在西方尊贵东方卑下的失衡天平上，要维持这种失衡，一种方法是西方继续加码，另一种是东方的继续减码。而玛丽在无形中同时使用了这两种方法，但双管齐下的她却总是忽略种出“拥有她一样高贵血统的血橙”的阿贤恰恰产自为她所鄙视和仇恨的中国。
玛丽的东方主义，刺痛阿贤的心，她“亲爱的孩子”再也留不住了。
五、寻根与突围
一个偶然走进玛丽果园的中国女人让阿贤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四十年来错过了什么；也是阿贤“无国无家，无亲无爱”的生活中唯一能够弥补的残缺。女人的出现坚定了阿贤离开玛丽的决心。而在一切尘埃落定的前夜，阿贤剪掉了辫子，却被护林人误认为窃贼开枪打死。那根熟悉得发辫消失了，被“塑造”的阿贤也就灰飞烟灭，因为，一直以来阿贤只能呈现出来他被定义的性质，这唯一一次自我定义，却血祭般壮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内心的判断，所谓文化通融本是奢侈的一个词。挣扎在两种文化的对接点的阿贤亲眼见证了殖民话语下自我跋涉的举步维艰，更以扑火的热情去试图冲破重重帷帐。阿贤死了，带走流散华人的心灵旨归埋进黄土。从此官方的、主流的美国历史又可以随意书写、掩盖抹煞，身为臣属的东方没有声音发出，或反驳或辩论，因为他们曾经的存在也只不过在地平线以下。严歌苓曾经在一段采访中说过这样的话：“……我吃过很多苦，在《扶桑》里谈到了自己关于移民的困惑。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所有移民是最顽强的生命。而吃尽苦头得到一个梦想的位置之后，我们看着蔽日的高楼、茫茫的马路，心想：争夺这个位置又怎样？仍是孤独，像第一个踏上美国海岸的中国人一样孤独。”这是流散在美的华人真实的心灵境况，早已被撕裂的生命为寻求自身的完整徒劳奔突，而西方还仍然在以虚假的爱掩盖真实的欺骗。在美的华人知识分子在努力提取这些地平线以下的历史，尽力还原着在美华人生存的真实境遇也拼命揭示这后殖民语境下的寓言意义。我们看到试图弥合裂痕的努力虽然艰辛并且收效甚微，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为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永远是动态的衍生，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汰变。严歌苓正是试图在他国的文明衍生和发展当中发掘民族自我关照能力，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成为殖民与霸权的附属品。
玛丽喜欢看阿贤切橙子、看橙子流出血浆般的汁水，而这眼光中完成的，却是对阿贤的双重宰杀。“橙血”和“血橙”，小小互文，却有品不尽的意味等着人亲自揭开亲身体会。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