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给灭除了。我姨妈书娟和她的女同学们假如不与窑姐们再次冲突，也不会从她们口中知道这个事件。冲突是这样引起的；喃呢和玉笙搭伙把她们的便桶往楼上厕所抬的时候，正是女孩们起床的时间。女孩们叫她们先抬下楼，等她们去上课再抬上来。喃呢不满了，说几十斤重一桶粪，抬着上楼下楼是好玩的吗？女孩们便指控她们吃得多拉得多。玉笙回嘴，说全南京的金枝玉叶也好，良家妇女也好，婊子窑姐也好，在日本鬼子那里都一样，都是扒下裤子，两腿一掰，不信呀？去问问英格曼神父，问他前天看见就什么！不然去问问那个假江北佬阿多那多，那个给一帮子日本鬼子搞得哇哇哭的是不是谁家千金！

    女孩们知道了这件事，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恐怖。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羞耻者全是一样；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对待。

    还需要一些年，我姨妈书娟才真正明白英格曼神父那天从安全区回来的病容是怎么一回事。不完全因为他目睹一场**，也不完全因为他请求安全区收留教堂里避难的中国伤兵和几十个妓女遭到婉言拒绝。安全区负责人告诉英格曼神父：日本兵已几次来安全区搜捕中**人，

    日本人见了中、青年男性平民就逮走去枪毙，相比之下反倒是美国教堂更能提供庇护。至于妓女们，安全区保护不了她们，日本兵搜寻年轻女人的疯狂甚至超过搜捕中国士兵。那天英格曼神父的气息奄奄也不仅因为看见日军的吉普车在一米多高的中国人尸体上翻越；似乎从江边漫卷而来的焚烧战俘的焦臭烟雾也不是他魂飞魄散、万念俱灰的原因。他在一九四八年冬天离开中国时，对去码头送行的书娟和其他女学生说，他非常的失败作为上帝的使者，作为普通人都失败得很。他还想把乱在一九三七年冬天的心绪理清，说着说着，发现自己更乱了。我猜他的迷乱是感到自己上了当；真有上帝，上帝怎会这样无能？他一定是为他的上帝找了许多籍口，其中之一是：上帝把一幅地狱画卷展现给人们，一定有一个重大的启示。而他完全解答不了这启示。

    我姨妈书娟和她的同学们很快和伤兵们厮混熟了。伤兵们恢复了一点元气，出太阳时会到院子里坐坐，捉捉虱子。他们把打仗的事讲给女孩们听，虽然是败仗，也让他们在女孩们眼里个个成了大英雄。他们一个一个地讲到战死的战友们，有时突然停顿了，过一会说：“记不太清了。”他们唯一不讲自己如何被俘，如何被整连整营地集中起来，静静地等待发落。他们不愿讲日本兵怎样把手指粗的绳子绑在他们的手臂上，而他们一动不动，整整齐齐给绑成一串又一串。他们靠猜想来领会日本人下一步会对他们做什么。那一夜冷极了，他们相依为命，就那样成串地给绑着，坐在潮湿的泥土地上。虽然连打了几天几夜的仗，已疲惫不堪，但伤口象长了利齿一样咬得他们无法入睡。天刚亮日本兵开始了新的调度，要他们排起队伍向江边出发。有人感到了不祥，却还是步伐整齐地随队伍朝江边行军。队伍一望无际，唯一能的宽慰是他们和战友们一块行进，即便真是赴刑场也不孤单。伤员们即便想对女孩们讲，也讲不清他们怎么在江边的滩头上一蹲一天，等到了天再次黑下来；一天前还打算决一死战一群人，竟然在那一刻如此听天由命，任几十挺机关枪对着他们齐鸣。似乎谁嘶喊了一声：“兄弟们，上当了！和他们拚吧！”上万人变成一堆抽搐的血肉，是眨眼间的事。伤员中有个叫王全有的上士，他不是被埋尸队从尸体堆里刨出来的。他的逃生是个奇迹：一颗子弹正巧射中了他的右臂，打断了绳索，他拖着断手滚到江水里，又在黎明时分游回满是血水的江岸，遇上了埋尸队。伤兵们不愿对女学生们讲这一段，还因为从戎一生，想都没想过如此窝囊下场：乖乖的走进自己的坟穴，如此守纪律地一排排应枪声到下。为此他们红着眼呆呆地想，对日本人那样信任，那样乖顺，是他们失败中最可耻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