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想给读者一个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故事该有精彩的情节，有出奇不意的发展，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最主要的是通过所有的冲突，一个个人物活起来了，读者们与这些人物渐渐相处得难舍难分，因他们产生了爱、憎、怜、恶。

    我又总是瞧不起仅仅讲好听故事的作者。他们使我想起文学的最初级形态：说唱文学。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窥口。所有人物的行为的秘径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谁都弄不清自已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秘密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甦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人的多变，反复无常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于是，我又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将他们从特定环境中摘出，我们或许永远不会有机会发现他们的人格中有那么丰富的潜藏，那么深远、神秘。如维吉尼亚·沃尔芙（virginia woolf）说的：“走向人内心的路，永远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长得多。”

    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一群瘦小的东方人，从泊于十九世纪的美国西海岸的一艘艘木船上走下来，不远万里，只因为听说这片陌生国土藏有金子，他们拖着长辫，戴着竹斗笠，一根扁担肩起全部家当。他们中极偶然的会有一个、两个女人，拳头大的脚上套着绣鞋。这样的一群人和整个美国社会差异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这就是我为扶桑、克里斯、大勇找着的特定环境。

    这是两种文化谁吞没谁、谁消化谁的特定环境。任何人物、任何故事放进这个环境中决不可能仅仅是故事正身。由于差异，由于对差异的意识，我们最早踏上这块国土的先辈不可能不产生一种奇特的自我知觉；别人没有辫子，因此他们对自已的辫子始终有着最敏锐、脆弱的感知。在美国人以剪辫子做为欺凌、侮辱方式时，他们感到的疼痛是超乎**的。再有，美国警察在逮捕中国人后总以革去辫子来给予精神上的惩罚。这种象征性的惩罚使被捕的人甚至不能彻底回归于自已的同类。因此，辫子简直就成